潘朵拉的兩個盒子


蔡榮裕
  

   如果愛情的箭是由邱比特以小孩之姿,任意將兩個人連結在一起,而不是成人式依現實原則,所做的精打細算,這讓人類的愛情變得生動有趣,但也是恩怨情仇的起源,那麼精神分析與電影的聯姻,將會是什麼樣的結局呢?

  想必大家亦已熟知精神分析至今一百年,做為一門其實尚年輕的學科,它被用於電影相關的論述亦已有其歷史了。台灣的臨床精神分析與電影相關者,也以精神分析來觀看電影,此次的「國家電影資料館」與「台灣精神分析學會」合辦的「電影/精神分析活動節」,不能說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以後如何互動,從而能夠相互學習,才是值得期待的方向。

  相關文獻已顯示,除了對音樂較淡然之外,佛洛伊德對於電影抱持著拒斥態度,這在陳儒修翻譯的《佛洛伊德看電影》(Psychoanalysis and Cinema: The Play of Shadows),以及精神分析師Andrea Sabbadini在英國精神分析學會裡逐步擴展,進而促成在倫敦舉行的歐洲精神分析電影節,並在他所輯的《躺椅與銀幕》(The Couch and the Silver Screen, 2003, Brunner/ Routledge)裡,亦有一些相關歷史說明。顯然佛洛伊德對於電影的態度是偏頗的,他未能掌握與想像電影這個新媒介中,竟然有這麼豐富的元素值得被了解。

  因此,筆者的命題是:如果精神分析與電影皆是潘朵拉的盒子,各有各的神秘,精神分析能夠從電影學到什麼,這更是值得在意的問題。

  今天早上天氣有些陰霾,他想著,也許就到電影院看場電影吧,這當然不會是想進電影院的唯一理由。他只給自己一些小小的空檔,想一下這個問題,雖然,當年在轉角處的錄影帶店開幕時,他不太相信這種奇怪的行業會生存下來。但是,客廳裡的相關影視音響設備愈來愈方便且便宜,他竟然不知不覺中,很少想去電影院了。爆米花與可樂,依然是進戲院時被允許的食品,這種不是那麼高科技的東西,說它們是食品,可能誤解了它們的功能,它們的象徵意義,早超過餐桌上碗盤與主人的對話功能。

  如果潘朵拉在電影院裡掀開一個盒子,那麼法國導演尚盧.高達所謂的「電影只不過是對具體情勢提出具體分析的一塊黑板」(引自《高達:影像、聲音與政治》,1991,唐山出版),顯然忽略了,爆米花的口舌快感功能,或者忘了,兩情相悅的情人,手牽手的肌膚快感經驗。他坐在舒服的觀眾椅上,竟莫名難以自抑地想哭,但終究沒有哭出來,只因隔壁再隔壁的那位老兄與再隔壁的那位女孩,在黑暗裡,兀自摸著對方,這讓他突然冷靜起來。銀幕上,一位義大利精神分析師的兒子,不小心在假期潛水時溺斃了,他沒弄清楚那是怎回事,好像電影又說得很像是自殺。最後的結局有些快樂,但走出黑暗被叫做戲院的黑盒子後,他還要適應陽光斜照時,所可能隱含的人生道理。

  他當然不是說,高達沒有注意到觀眾的因素。稍微謹慎一點的人,即不會只如是看電影,而忘了自己做為觀眾的一種存在。他存在的方式是,幫助潘朵拉把差一點從桌沿掉下來的盒子,再置回妥當的位置,不需要詢問太多沒必要知道的理由,但是,為什麼走出黑暗的電影院門口時,斜斜的陽光照過來時,他才莫名地忍不住淚水。「莫名其妙」,那是不遠的街角轉彎處,另一對男女的對話,讓他驚醒,忽然他覺得,這部電影好像另有意含。他把潘朵拉的盒子在心中重新包裝,並放好妥當後,他搖搖頭,彷彿為了確定它真的已穩當了,然後,他才對自己說:「今天天氣還不錯。」

  佛洛伊德雖然誤判了電影,但試圖在《夢的解析》裡,打開潘朵拉的盒子,這讓不信邪的後續者,有一陣子,將電影置於如夢的盒子裡,讓電影與夢合夥跳著舞步,不知道那是不是最後的探戈。有些累了,也許出路不在電影是否如夢,而是電影就是電影,精神分析能夠從電影學到什麼。然而,電影是什麼呢?

  「我想到了,」他正要從躺椅上起身時,臨時加了一句話:「當小津安二郎在《秋刀魚之味》裡,讓爸爸如是形容待嫁的女兒:不!不只是我,就是她自己也沒想過呀!還是小孩子呢!一點女人味也沒有……。」我困惑著他的話語,他堅持那句話沒什麼特別意義。躺椅在診療室的左後方角落,這個叫做診療室的四方盒子,隨時迎接著帶著困頓的現實,想要塞爆我的頭腦,還好它有頭殼保護著。但是診療室這個四方盒子,可能只是路人甲經過時不在意的地方,但個案心中的潘朵拉,對它虎視眈眈,隨時想拆開它的大門。精神分析當然不是只讓自己沈浸在無辜受害者的位置上呻吟,我也沒有期待他告訴我特別的意義,而是一個平常的想法,然而,看來愈是平常的期待,卻愈是困難抵達的地方。

  精神分析仍在苦苦等待某些暫時的結論,讓下一步有些著落,讓右腳踏實後,不再左右為難。我猜測,當他最後拋擲小津安二郎的名字在空中繞樑時,也許他想說,榻榻米上的攝影機,無意地,寫出父親與女兒的愛情。這或許需要精神分析才能一步一步了解,他卻在臨走前才說出,彷彿電影裡,走在榻榻米上無聲的腳步,隱含著孩提時代的愛戀情懷。他離開診療室時的腳步,有些蹣跚,好像在沈思。然而,打開診療室的門時,外頭的光線,突然照亮了,我的左腳襪子有個小小的破洞。也許,他想告訴我,攝影機鏡頭低低地吟唱著,人生親情的細緻,但我好久沒注意襪子這檔事了。我在筆記裡註記:「攝影機是隻鋼筆?或者是雙唇微微開展?」只因襪子上小小的破洞。

  當然也涉及,是誰在看,誰在被看?是電影看精神分析,抑或精神分析看電影?低角度的攝影機與襪子上的小破洞,讓我想到一件事,那是佛洛伊德在《夢的解析》裡提過的,從遺忘中掙扎出來的部分,總是夢中最重要的部分,它位於通往夢的解答的最近路途上,因此,也就面臨著最大的阻抗。我們的難題並非電影說了什麼,或是精神分析說了什麼,那個個案當時根本還不想聽我的任何說法,他只想快步離去,雖然面對外頭的陽光,他也難以快樂。襪子上的破洞讓我窺見了,我還看不懂的東西,它叫做電影,但在某些時刻,電影卻像襪子上的小小破洞,讓我驚訝生活裡的遺忘。也許,有人好奇電影的定義,但此刻,我有些堅持,電影是我襪子上的小破洞,我看了它良久,依然還不解。問題是,小破洞裡可能有春天,而電影也許是,人類面對困境時的最大阻抗,雖然電影好像讓人的情緒有所舒解,但是我不可能忘記,了解阻抗,是精神分析學習了解人類的起點。

  電影做為文化與文明的某些形式,當電影以工業的形式展現它的霸氣時,也許我說電影是人類面對困境時的最大阻抗,不是一時的靈感再現而已,我的疑問是:文明之路難道沒有便宜又簡便的昇華之道嗎?電影是很耗時耗錢的工業產品,這點與精神分析常被評論為耗時耗錢,倒有些同病相憐。聽說台灣的電影工業像是夕陽餘暉拖著尾巴,在街頭上踏著沈重的步伐。精神分析也曾在十幾二十年前以蔓藤般的速度,橫亙人類心靈的探究,何以有人仍沈浸在黃昏的街頭,想像當年的風景?請問:走出戲院的黑盒子時,我們是再度關起門來,沈浸在莫名的哀傷裡,抑或潘朵拉也變得無奈或同情人類,四處尋找那條不小心遺忘於某處的繩子,要把盒子再度綁起來,只因過於驚訝人類看到自己時的驚慌失措。

  精神分析在台灣曾經存在過,以翻譯書籍的存在方式,夾在翻譯小說卡繆與杜斯妥也夫斯基之間的細縫裡,或者剛好站在沙特的旁邊。至於它的定義,亦是多元的,就看你拿到的是何本書。佛洛伊德當然是少不了的喧嘩者,此刻,我們加上精神分析診療室的經驗,需要原諒我們的大言不慚,因為我們會開始大聲說,精神分析知識的主要來源,當然是診療室裡,經年累月重複又重複的觀察,加上我們重複又重複地不確定他是否再來,再加上他重複又重複地一直想來,所累積出來的知識。這個被觀察形式很重要,也就是說,診療室裡維持著一百年前,佛洛伊德的觀察形式,在一間盒子般的精神分析診療室裡,個案的躺椅與分析師的坐椅。這讓精神分析的知識得以相互比對,讓佛洛伊德的文本得以被重讀,或者被重構,或者謹慎地在上面增添一些心得註腳。

  我沒有忘記先前所說的命題,精神分析能夠從電影學到什麼?而不是如歷史上曾有的,以精神分析的知識,切割著電影的種種,然後讓人看不清楚電影是什麼。或者,更大的野心,如果電影的存在,自有其重要的意含,反映著人類的某種面貌,不論電影是以何種工業形式呈現,它可能早就兀自反映著,心靈的某種結構。

  精神分析對人類心靈結構是很有興趣的。有人說,潛意識的結構如同語言的結構,因此語言學的探究風行一時。然而,語言也可能是欺騙的某種形式。如果有人說,若潛意識有結構,那麼,它的結構如同電影的結構,電影能夠承受這種推論嗎?(本文節錄轉載自《電影欣賞》第129期)

(蔡榮裕,台灣精神分析學會理事長、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精神部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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