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20年專輯 系列專訪(一)
吳念真談《悲情城市》

專題引言

1989年9月15日,《悲情城市》在威尼斯影展奪魁,這是華人電影第一次拿下金獅獎,也是台灣電影第一次在國際四大影展中獨占鼇頭!20年後,2009年的今天,正值《悲情城市》獲得金獅二十週年,我們走訪該片的創作人員,回顧、反省。

當各方都顯現出真實樣貌,當我們找到各片拼圖,或許,「完整」才有重見/重建的一天。

它,曾經開啟台灣電影踏上世界影壇的契機。

它,曾經為這片土地的人民發聲,讓世界透過電影認識現在生活在台灣的人們之所思、所想、所感,了解我們的生活方式、處事態度…。

它,曾經引領過許多年輕人追逐電影夢想,但也癱瘓過電影人的創意。眩惑於金獅的閃耀,許多人起而效尤,但人們忘了,模仿永遠是創作的天敵。 …

20年後,重看《悲情城市》,它在電影語言的開創性及創意,依然鮮活有力,或許,藝術的價值就在這裡,經歷歲月的鍛鍊沈澱,越陳越香。

但它對台灣電影、台灣社會,甚而對世界影壇的影響,究竟是什麼?或許是個值得一問再問的問題!

且聽幕後創作者怎麼說! ───張靚蓓

 

吳念真談《悲情城市》

專訪撰文:張靚蓓
地點:吳念真工作室,台北大直
時間:2009/6/30

張靚蓓︰今年是《悲情城市》二十週年,能否談談當初怎麼開始編這個劇的?

吳念真︰先是孝賢和張華坤想找楊麗花拍戲,就想了個很粗略(rough)的故事,在圓山飯店講給她聽。當時想找楊麗花和周潤發,一個臺灣天王,一個香港天王,若是兩人碰撞,會產生出什麼樣的火花?楊麗花演的是基隆酒家的一個大姊頭,周潤發從香港來,要找一個失蹤人口,大約從這個故事開始講。

那時候我一直對1949年的情境很感興趣(註1),當年有四川輪,專跑大陸跟台灣之間,她也提起民國38年第一次到基隆時的印象,當時天下著雨,旅館都是滿的;大陸有人載來許多上好的傢具來,沒地方放,都堆在旅館外面,就隨便拿片東西蓋著,那個畫面對我來講很有想像力。不過這個案子沒成,後來重新弄時,孝賢他們說,如果把楊麗花這個角色當作下集的話,上集會是什麼?

於是上溯大姊頭的年輕時期,《悲情城市》裡面她家也是開酒家,片中的小女孩阿雪,長大之後就是當初楊麗花要演的角色。

《悲情城市》裡的很多細節都是大家提供的。他們去看過相關書籍,像天文會去閱讀一些書;我會講些我們礦村裡的生活經驗,譬如領帶拿出來,上面寫著「你要活得尊嚴,爸爸無罪。」那時候我們都在「客中座」(茶藝館)閒聊,整天東講西講的。我記得剛寫這個劇本時,「阿公」李天祿的東西寫很多,當時我是用我一位大伯公的樣子,他會武術,常教小孩練功,眼睛不能眨…。後來林文雄(陳松勇飾)被殺死之後,阿公本來是要去報仇的,很老了,還紮好腰帶,一副要去耍勇鬥狠的樣子…。本來的劇本寫得非常非常的長,可是當初寫劇本時,並沒有啞巴這個角色(梁朝偉飾演的文清),因為找梁朝偉演,他沒法講國語,所以改了。即便這個片子拍完了,劇本都還在寫。包括拍完後,那些日記、信,都是後來再加的,如寬美(辛樹芬飾)說,今天要到哪裡上班啊、美麗是一種幸福;九份已經天冷了,芒花開了,像雪….,都是我後來重新寫的,我還記得我們把辛樹芬從美國叫回來配音,那時候她住在美國,已經嫁了。 

︰我們現在看到的劇本跟當初的有何差別?

︰有一些差距,但是大部分的架構還在。很多細節,在拍的時候,都已經再修了。片中他們提到一段印假鈔的情節(紅猴這條線),是拍攝時,孝賢不知道聽到什麼(註2),後來自己加上去的,我覺得那一段老是不清不楚的。

︰片中紅猴一出場,沒有close up,沒有清楚的介紹他,只在九份出現一個中景畫面,你們一群知識份子在室內談論國事時,梁朝偉在外面買燒烤,這時候紅猴第一次出現,和文雄小妾的內兄(太保飾)交談,出示假鈔,後來在睡夢中被人從床上綁架,再接著就是驗屍的畫面,都是中遠景,加上片中人物眾多,不特別注意,很容易就漏失了他,但是偏偏這條線是個轉折的關鍵。

︰對,那一段是加進來的線,我就不清楚那個情形了。

︰後來你們自己去演,很多場面都是你在講話,當時是怎麼個情況?是即興的?

︰是即興的,但知道大約的狀況,孝賢實際上是丟給我們自己去演的。作為一個演員,機器一開,我知道什麼時候應該做什麼,沒人講話時,我就會拉一個話題來,開始講,那時候我只是把工作完成,把一個情境拉出來就好了。

︰除了你自己參加的場次之外,你還去過哪些場?

︰我去過很多次,包括他們在大湖拍酒家的戲時,我都有去,在那時候認識蔡振南的(註3)。我覺得這個人很好玩,他在裡邊唱歌,歌很好聽,好像是他隨意寫的,寫得非常好。我記得那時候有人說,我跟他長得很像。後來我就跟他、跟張華坤拍了張照片,後來我太太看到照片還說︰「這三個男人要醜得這麼整齊,還真不容易。」

後來他《戲夢人生》拍完之後,我就找他拍《多桑》,其實我在寫劇本時,已經決定是他了。

︰那時候你和朱天文在編劇上是怎麼合作的?

︰通常都是三個人坐在那邊一直講,天文很厲害,她會把我們胡說八道的東西整理出來,大家再拿她整理出來的東西再寫。孝賢也許有時候會單獨跟她去談一些事件,之後我再把對白加以修整、整理。

當然前期大家是一起丟東西,那種合作關係就是這樣。到最後,孝賢講,念真,OS你寫,我說好,我還先錄音給辛樹芬,這句話台語該怎麼說,才講得比較準確。

那時候動員很多人,包括唱「幌馬車之歌」時,我們還跑到九份,就在那個場景裡面去錄音,天文、謝材俊、天心,天文的媽媽劉慕沙,都去。我們還用英文把日文拼出來,大家在那邊唱。

「九一八」那首歌,我們是當場學的。

︰「二二八」本來就要講的?

︰是,本來就想講的。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想法怎樣,我自己對二二八永遠的看法是,第一,窗口把它拉出來看清楚,不要掩蓋,掩蓋起來的話,越蓋越爛、越爛越多嘛!

第二,電影也可以談二二八,二二八就不神祕了。我覺得是這樣。

︰談二二八,要從哪個角度切入時,大家有沒有討論?

︰沒有,每個人都在談細節,自己都已經在修正了。

像我覺得,二二八最大的問題是一種「認知錯誤」及「文化衝擊」。因為兩地已經相隔五十年了,會有很多文化上的差異產生,像昨天日本人來問我,為什麼大陸對日本的看法和台灣對日本的看法完全不同?你要怎麼去說這個東西?

我們是從父親的眼光去了解日本的,我們對日本的了解,說不定還比對中國的了解還多。就像一九九○年第一次跟大陸接觸時,大陸跟我們書本裡所看到的不一樣,想法也有差異….。

︰你們拍完有沒有想到?事後其實有蠻多爭議的!

︰事實上之前就會有心裡準備了,至少我個人會,因為這個東西一出來,各有自己的想法嘛!譬如我碰到一個臺灣老先生,他說,你們為什麼避重就輕,為什麼不拍把人綁著丟到淡水河去?每個人對這個東西都有期待,你要怎麼講?

觀眾永遠這樣,譬如我現在舞台劇一演完,他會跟你講,你為什麼不寫成那個樣子?

這個東西沒辦法,你一定要有心理準備!

︰侯導曾說,拍好後第一次試片,看完後一出來,他還說,這是一個爛片,怎麼會呢?

︰我第一次看完,覺得還好,只是我覺得「紅猴」那條線是不太清楚的。老實講,對我來說,它是個大片,尤其音樂加上來之後,我覺得那是個格局很大的東西,只是有些細節上有點不太清楚。之所以不清楚是因為他剪掉了,他不是沒拍,而是他剪掉了。

︰他有拍啊?

︰他有拍,包括他的媽媽受傷,被帶到現場,警察來。畫面都有,很多都剪掉了。他大概自己在裡面很久了吧,我不覺得是個爛片,只是有些線拉得太可惜,不然那是一個很大的片子。

︰其實二十年後回來再看,還是很好!

︰還是很好看啊,二二八在裡面只是一個事件的背景,林家的家庭生活在這裡面才是主軸。所以後來有陣子我們才會開玩笑說,好啊,續集可以拍了,阿雪把酒家撐起來啦!

︰你第一次去威尼斯影展的感受如何?

︰那次是孝賢他們先去,我跟張華坤他們比較晚去(侯導他們先去加拿大多倫多影展)。

我那時候只知道這個片子可能會有點問題,可能會被禁,有那個準備,所以底片什麼的都留在日本。後來片子先在多倫多先放,就有人提,片中有段軍人衝進小上海去捉人的場面,很敏感。那時候孝賢已經在國外了,邱復生有點緊張,他要我去跟新聞局局長還是副局長見面,要我去解釋一下,就去吃個飯,他們也沒有表示什麼特別的意見,只是隱約講,將來回來上演時,這一段說不定會被剪掉。

我不曉得為什麼以前老百姓要當得這麼卑微?所以有陣子心裡有點不舒服。

對我個人來講,那是台灣片第一次進(世界)四大影展正式競賽,我自己是蠻開心的,所以去的時候,心情蠻興奮的。威尼斯我已經去過一次了,是貝沙洛影展時我們一票人已經去過一次了,因為威尼斯很好玩,這一次又有較長的時間待在那邊。

那時候我只是覺得,到底外國觀眾和外國評審會了解這個片子嗎?

當時香港的影評人舒琪(擔任《悲情城市》國際宣傳)還是誰,曾經建議,要不要在片頭前面加個說明。所以我曾經用中文寫了一段話,台灣是什麼?台灣的位置在哪裡?好像是寫「葡萄牙人曾經在16世紀叫它福爾摩沙。後來,西班牙佔據過它,日本人佔據過它,清朝又怎麼樣…,所以有人給它一個悲傷的名字,叫「亞細亞的孤兒」。 一九四九年,他重新跟國民黨怎樣…」,這個故事的背景是這樣的。

後來他們把那段文字弄得太長了,我記得在威尼斯觀眾場放映時,英文字幕開始在走,義大利人在下面快速的用義大利文翻譯,唧唧咕咕,說得飛快,惹得全場大笑。

我們那時候覺得可以參加已經很不錯了,沒想到會得獎。得獎的事,我們是前一天先知道的,大家相約先不講。我被告知的時候,真的是非常開心,記得我剛好進旅館要上樓去,是外國的發行商告訴我的,同時要我「keep secret」,我就很高興啊,我問她︰「孝賢知道了嗎?」她說︰「知道啦!」

我就上到樓上,剛好孝賢出來,我真的是忍不住了,就抱著他,我覺得就很簡單,因為你清楚這個人真的是太辛苦了,而且辛苦這麼多年,這樣子對電影,我覺得是值得了啦!

好像是幾年後,孝賢在一個訪問還是哪篇文章裡說,我抱住他哭的時候,是台灣人的壓抑。我覺得不是啦,沒那麼複雜,我只是覺得朋友成功了,我很替他開心,真的真的,真的是非常單純。

︰他之前有多辛苦?

︰之前《小畢》的時候,他賣房子,為電影賭上身家;然後押房子幫楊德昌拍《青梅竹馬》。其實《悲情城市》在拍的過程中預算超支,邱復生還有一陣子覺得錢花太多了,後來楊登魁出面跟他說,那才多少錢。真的是很多挫折,就是他長期以來為電影、為這個片子,所以真的很替他高興!當時抱著他,真的是想哭出來,我真的是很開心。

當時就很想打電話跟家裡講,後來一想,還是算了,先不要講了。等到頒獎時,就已經沒什麼了,因為快樂已經在得知的那一剎那了。頒獎那天晚上,還是很開心!一出來,張華坤拿著面小國旗在那邊走來走去,我們就沿路在街上大唱台灣歌,一路唱回旅館!不過那天晚上我記憶最深刻的不是唱歌,而是有位蘇聯評審,他跟孝賢講,他在這部電影裡看到國畫,他覺得國畫都是大山大水,人在裡面是渺小的,這個片子給他的感覺是這樣。我一聽就覺得好棒,當初擔心外國人會不會看得懂。其實是,人家要懂什麼就應該會懂。

我覺得這是「人生一個很大的禮物」,是給他們的禮物。我自己那時候就覺得,哪一天應該再來威尼斯。

︰後來你又去啦!(以《太平天國》入圍威尼斯正式競賽)

︰可是情境已經不一樣了。我喜歡義大利人,熱情、直接,有時候有點慵懶,所以我覺得有機會可以再去。

︰從《悲情城市》起,侯導開始進入台灣歷史,開始有更深的牽連?

︰我覺得他走出個人,慢慢的找出自己的位置,瀟瀟灑灑的走,是從《風櫃來的人》開始,跳tone。並不是來自於這部片子。

他會結合到台灣歷史,然後再拍《戲夢》,是自然而然過來的。我覺得那時候拍電影的人有個奇怪的默契,都想重新去整理台灣的過往,我想大概是經濟發展到一個程度,有自信去回溯了。從《兒子的大玩偶》開始,每個人都在拍,都在想。

這是好處也是壞處,好處是集中力是一樣的,壞處是共通性太接近了,電影還是需要有多樣性。

那時候當然期待新導演有自己的風格,後來發現每個人的調子很像,緩慢,深沈。

我當時就覺得不好,還寫文章說這個事。那時候我就發現一個現象,電影在變,但是觀眾沒變,你塞一、兩部給他,可以,到第三部他會厭倦;接下來,他會逃離;真的,到最後,觀眾真的逃離了。我不要陷溺在你的情緒裡面嘛,我為什麼要配合你的節奏呢?電影還是需要多樣性!

︰回頭二十年,你再來看這部電影,你的感受是什麼?

︰我覺得它最重要的一點是,讓很多人知道,台灣電影可以正正式式的在國際上露臉,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就像有一次我們到大學去,大學生站起來問,台灣電影什麼時候可以在奧斯卡得獎?你知道,大多數人多半只認得奧斯卡。楊德昌一聽就很激動,他就很大舌頭,站起來回說:「那一天我們奧運拿金牌了,電影就可以在國際上得獎。」後來電影還比奧運先拿獎。

那時候還有個心情就是,孝賢拿獎了,很替他開心,他那麼辛苦,終於得到一個肯定。另外就是,當年影評意見分歧,有陣子新電影被罵得很難聽,說「老是參加鄉鎮影展。導演老是挖自己的肚臍眼給人家看。什麼要觀眾來參觀府上三次葬禮。」我對那些刻薄的言論都會記住很久,那時候我覺得開心的是,你再講話啊!你再講!這個部份是蠻屬於我的,因為我蠻獅子座的,獅子座是報仇永遠不嫌晚。

:那是當時,現在呢?

:現在,一樣吧,在自己的生命過程裡,曾經參與過這樣的一個工作,其實它真的沒什麼特別,比較起生命中很多起起伏伏的大事,我覺得,它已經不算什麼了。可以取代它的,在你自己的生命中,譬如誰的過世,那個太大了。這個對我來講,已是小事了。甚至我常常忘記我寫過哪些劇本,有時候晚上看電視,好熟啊,啊,這個是我寫的。沒什麼特別。

︰其實你的參與很重要啊!

︰還好啦!真的是太久沒有(再過那樣的日子),慢慢已經遺忘了,我覺得人到一個年紀,能慢慢遺忘一些東西也不錯,因為想那些會想不完。
但是我都不會記得過程,我記得的都是一些瑣瑣碎碎的東西。

譬如你說威尼斯影展,我記得的都不是影展的東西,我記得的是,剛好那一次是中秋節,我們剛好在威尼斯過中秋節。那天晚上,我們還跟那個美女,後來在臺灣拍過廣告的一個義大利女生,去她家,我還記得她家是在威尼斯一處建築的頂樓,是斜天窗,我們所有人先坐船要去她家時,月亮很大很圓,所有人都躺在那邊,晚上一直在看窗外的月亮。

︰侯導去得很晚,已經快頒獎了。

︰就是前一天晚上,後來又坐船回旅館,月亮好漂亮、超漂亮,我就記得這些。

還記得楊登魁一直強調,要幫所有人買件皮衣,說,這樣一出來,才知道我們出自同一個團體。我說,大哥,不好看啊!他就很失望,我們怎麼會拒絕他呢?他覺得義大利的皮衣很好看啊!

後來又要所有男生去買范倫鐵諾的摺領襯衫,因為他看老外穿禮服都穿摺領,我們就裡面一件普通襯衫,好,每個人乖乖去買一件,他送的。

︰那回來臺灣呢?

︰那時我開玩笑跟他們說,這部電影不用怎麼宣傳,大概就會賣得很好吧!這部電影大概破侯孝賢所有電影的紀錄。

後來又被邱復生找去,弄海報、文案。

後來我想了個文案,覺得很好,「這部電影在今天之前,你沒看過,也不敢講。」

後來又把戲裡的一句對白放到南部的海報上「本島人最可憐,眾人欺,眾人騎,無人疼。」所以那一年的選舉,南部都用這句話。

︰其實回過頭來看,是在創造歷史!

︰我覺得比較開心的是,證明新電影的這些人是不錯的!不要再寫,什麼臺灣電影都被這群人玩完了。

第一個就是告訴他們:「不,不是這樣。」

另外一點是,孝賢應該得到他的回饋!

我記得他的太太講得最好,人家跟他講說,侯孝賢終於得獎了,他太太說︰「應該的。」

︰什麼時候告訴他太太的?

︰那天晚上孝賢就打電話回去,叫她暫時不要講。

︰我們是知道很晚了啦!

︰我們是先知道,後來有一天碰到藍祖蔚,他騎腳踏車逛,說,啊,現在聽說哪一片呼聲最高!(不是《悲情城市》)我就把他拉到旁邊,跟他說,藍祖蔚,《悲情城市》得獎了,你趕快去發稿。人家焦雄屏已經在通知中時晚報的人寫稿了,她偷偷先打電話,要報社先去訪問誰,訪問錄音師杜篤之、訪問攝影陳懷恩等等,先把稿子準備好了。

我覺得這群人就是這樣可愛,為了一個東西,大家很認真的去做,要在世界上再找一群這樣的人,大概不多了,真的很難。這個年代大家都太會計算,那個年代大家也沒什麼計算,誰拍片,大家都去幫忙。記得柯一正拍片時,一堆人幫他寫劇本、討論劇本,在楊德昌家,這種人跟這種世界不會再有了!

註解:
註1:基隆港的情景,為《悲情城市》拍攝初衷,為了不違背初衷,導演侯孝賢拒絕了嘉禾的合作計畫。

1986年上半年,《童年往事》剛結束,侯孝賢國際影壇聲譽日隆,但是國內卻成為多人口中的「票房毒藥」、批評他的電影沈悶。當時侯孝賢手中有六個拍片計畫,但都各有難處。

其中嘉禾(即侯導所說的蔡瀾)有意投資《悲情城市》,即楊麗花、周潤發主演的版本,也是如今《悲情城市》下一代的故事,嘉禾希望侯孝賢拉隊到澳門拍攝。但是侯孝賢當初想拍這個故事,只是基於對基隆港的單純情感(吳念真亦然,見專訪)。在他們的想像裡,1950年,上海來台的末班輪船抵達基隆港,逃難者各有心思,其中一個混雜在內的的黑社會份子(周潤發飾)前來基隆,是想討一批債的,卻不知道自己趕搭的是末班輪,再也回不了大陸。

一下船,呈現在這群人眼前的景象是,成堆的煤堆在小火車上,一路運到港灣內;陰雨的天空瀰漫籠罩著基隆港,特有的灰藍色調捉住眾人的視線。天上的美與地上的現實,形成強烈對比,港岸邊到處都是東倒西歪的人群,丟棄槍枝的士兵,逃難者遺留的傢具、古董,散落各處,多雨的港都,淒惶的人們,他們想拍1950到1956年兩岸巨變之際的故事。

他們給台灣歌仔戲天后楊麗花的角色是,長大之後的「阿雪」,即李天祿在《悲情城市》裡的孫女、林文雄的女兒。此時的阿雪,已是基隆港酒家的大姊頭,生意興旺。當香港黑道與台灣大姊頭相遇,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

嘉禾希望侯孝賢到澳門拍攝的一大原因是,便於控制;侯孝賢則不願受制於香港電影的工業體制。時時想改變的侯孝賢,怎能忍受導演在拍戲過程中不能變動、按表操課的工作方式?創作是「活的進行式」,電影工業製造的則是「生產線」出產的貨品。

註2:這是陳懷恩的家族故事,請見 之後的「陳懷恩專訪篇」。
註3:蔡振南北上的緣起,請見「陳懷恩專訪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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