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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城市》20年專輯 系列專訪(四):

專訪詹宏志談《悲情城巿》

 Part 3

                                     地點：台北市敦化南路PCHOME ONLINE董事長詹宏志先生辦公室
                                     時間：2009/7/20
                                     專訪：張靚蓓、蕭明達(攝影)、王忠培（錄影）
                                     撰文：張靚蓓

      張靚蓓(以下簡稱張)：沒有看到？邱先生知道拍了些什麼嗎？

      詹宏志(以下簡稱詹)：他當然知道故事是關於什麼，但是具體的哪一個鏡頭的細節是什麼，除非你看到後面、看到成品，是不能知道的。後來電影完成了，開始試片，邱復生當然就看到了。他看了之後，他也不是很確定，他也覺得這個電影很有力量，但是他不確定這個會不會帶給他什麼困難，所以他有特別放映給當時一些新聞局的人看，那時孝賢他們已經要出發去威尼斯影展了。

      張：不是先到多倫多去嗎？
     

      詹：其實片子完成的時間都是跟著影展的嘛，如果沒有影展，電影都不會拍完的，事後會一直修、一直修（哈哈哈），因為已經答應了人家，所以你非去不可。
所以事情是最後幾天發生的（筆者註：指「兩階段送審事件」），孝賢他們的隊伍也快出發了，我當時沒辦法去，因為我在上班；我是個上班的人（笑），也是個業餘製片者，下了班才工作的，《悲情城市》拍攝期間也是他們收了工，再去我家開會，我從來沒法到現場，除非有我的戲（哈哈哈）。
也是正好吧！那是一個特別的經驗、特別的遭遇啦，就在他們要出發去威尼斯的前一天吧，他們去威尼斯應該是晚上出發。那個中午，我因為自己工作的緣故，跟人家約了在「來來飯店」（現在的「喜來登」）的十七樓，就是頂樓的club，其實我是去參加另一個場合，結果我在那裡遇見了邱復生先生跟新聞局副局長廖正豪，他們兩個人坐在那裡，看到我，他們也有一點點吃驚。當時我只是看到，也沒有特別的感覺。
因為那幾天《悲情城市》都在試片，當天晚上我就接到一個電話，問說：「為什麼那個片子看起來跟原來的不一樣？」
因為我不是很確定，所以第二天我再趕去試片間看，就發現後面軍隊逮捕人的那場戲沒有了。我就有點疑心，這個是不是跟我昨天看到的那場會面有關，因為侯孝賢已經出發了，可能侯孝賢跟楊登魁他們先走，邱復生好像比較晚走。

      張：哦，不是，因為當年我去威尼斯採訪，所以我知道，侯孝賢他們先走是先到加拿大去參加多倫多影展，再轉到威尼斯的，邱復生和楊登魁分別前往威尼斯，最後三方會合。

      詹：當時台灣可能只剩下我了，後來那個片子被剪，我相信侯孝賢一定是不知道、一定是不同意這個事的，因為我沒有聽到他跟我講過這件事，我很疑心他會同意這樣的事！
因為那時候朱天文經常會打電話回家，我就請謝材俊問她，說我看到少一段的這個事，問這是怎麼回事？朱天文說，她不知道。所以我就立刻坐下來寫了一個讀者投書，登在中時晚報上。那時候楊渡在「中晚」，我跟他講有這麼個事，我說我想寫個讀者投書，希望他能夠登出來，他就幫了這個忙，就登出來了。
我就是表達，我的判斷是，這是新聞局或任何一個主管機關故作開明，說是「一刀未剪通過」，但其實是協商了片商，在創作者不知道的狀態下做了刪減。
讀者投書出來之後，國內已經鬧起來了，孝賢當然也知道了，因為當時所有人都在威尼斯，後來聽說那天的場面有點尷尬，因為大家都不肯跟邱復生坐在一起！
我當然對邱復生也很不好意思。因為他是一個企業家，在那個時代，每個企業家
是不會輕易跟主管機關對抗的，因為你不是這件事要受他管，你還有很多事要受他管。但我還是要寫的原因是，即使邱復生是前輩、是好朋友，是幫了侯孝賢這麼大的忙，我還是必須說，這件事是錯的！
如果這件事有徵得創作者的同意，那我就會視那是創作者心目中可以接受的一個版本，不管有沒有什麼壓力，創作者如果接受，那個版本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那是出自於任何一種壓力而不得不產生的一個版本，這不是創作者的意願，這個我就不能同意。
也就是說，如果政府機關覺得創作者這樣創作，他以主管機關的立場或以某一種法律上的立場表示，這個不能通過；譬如說，按照中華民國的法律，這個必須剪，好，那麼他必須自己動手剪，這個帳必須算到他頭上；全世界未來看到這個影片少了什麼東西，這件事是誰做的。這不是創作者做的。這個必須要清楚才行。也許在某些時代，一個政府做這些事，不被認為奇怪…，但是事情要清楚，這是一個過程。
就在那個新聞出來之後，台灣鬧了一、兩天，大概就一兩天的風雨吧，得獎消息就傳來了，那個情緒和對抗就有點急轉直下了。因為在威尼斯的他們心情也好起來了（笑），邱復生跟大家的關係也變好了。台灣這邊也不可能剪了，再要剪那個鏡頭，我想政府也會很難堪，所以電影最後是以完整的方式映演出來。

      張：你自己是什麼時候知道這個消息的？得金獅獎。

      詹：就是他得獎當時囉，大概頒獎典禮結束。

      張：你是頒獎典禮之後才知道的？因為他們前兩天就已經知道了！

      詹：根據經驗，他們雖然知道，不過因為以前有過變化，所以侯孝賢覺得，這個不能確定，他覺得不能確定。因為向來這些東西在影展裡都蠻危險的，就是到最後一刻，沒有在台上唸出你的名字時，這些都不能當真，所以他是有經驗的。
我倒是每天都有消息，主要都是從謝材俊那裡來的，因為天文會打電話回去，叫謝材俊跟我講，所以一得獎大概沒幾分鐘，他們就通知了謝材俊，謝材俊就告訴了我。
我聽到了也很高興啊！那天晚上我就請這些朋友到外面去吃飯，他們在威尼斯很開心，我們在這裡也慶功啊，我們自己來。那天我們跑到八里張菲開的「海中天」去慶祝，選在那裡是因為記者找不到。（哈哈哈哈哈）
在那之前，我也已經從孝賢那裡聽說，極有可能會得獎，所以我當時也做了關於書的準備，我那時候出了《悲情城市》的劇本嘛，這可能是歷史上少見賣得很好的劇本，雖然只有一段時間啦！（哈哈哈）
不過後來大家對「企畫《悲情城市》」這件事的描述，我都覺得，可能有點神話了它。後來常被人家說，這是一個「行銷模式」，就是走影展的路線，國外得獎再回銷台灣。「這個不是事實」，因為沒有人可以這樣工作的。
第一，沒有人可以決定影展得獎的，這件事是沒法預估的。
但是影展一定要去，參展不是為了要得獎，而是要那一個場合。因為在影展裡，各式各樣的片商都在那邊等消息，在那裡看片，這是最簡單、最便宜的行銷途徑，每一個screening，都集結了許多買家在那裡，集結了對這個電影有認同、會寫影評的這些評論家，所以影展是一個非常有效的行銷管道。在這裡，你可以試著去買賣、去開拓國際市場，特別是藝術電影，你是一定要去做的。
其實這個電影（《悲情城市》）的國際行銷做得比去影展早得多，因為當時我在做這個工作。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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