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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與停滯的一年 第33屆金穗獎紀錄片類觀察

文/ 鄭秉泓 (Ryan)

(編按：本文作者係台灣新生代知名影評人，筆名Ryan，著有《台灣電影愛與死》一書，為國藝會首屆「台灣藝文評論徵選專案」視聽媒體藝術類首獎兼特別獎得主，現為英國萊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Leicester)傳播研究中心博士候選人。作者其它影評散見本館《電影欣賞》(Fa)季刊，各電影相關網站及各類影展特刊。影評文章不代表本館立場。)

持續關注金穗獎約有五年，劇情類與動畫類的整體水準可說是一屆超越一屆，學生作品組更是屢有驚喜，相形之下，向來平均水準最整齊的紀錄片類，近兩年的入圍作品，成績卻是令我有種感覺停滯不前的尷尬……。

第三十三屆金穗獎紀錄片類總共提名了七部作品，《無邊奔流》與《聖與罪》聚焦特定人物（藝術家），《軍教男兒—台灣軍士教導團的故事》鎖定特定年代的特定群體，《kawut na cinat’kelang 划大船》關於特定民俗傳統（蘭嶼達悟族），《帶水雲》以特定地理人文景緻（雲林口湖鄉）為記錄對象，《FAMILY》關注特定身份與其周遭（「大體老師」與他的家人），《想念的方式》則是特定事件（八八風災）的後續發展記錄。

在觀看這幾部紀錄片的過程中，我的腦海不斷想起紀錄片運動之父約翰．葛里遜（John Grierson）針對紀錄片所下的定義：「對真實事物做一種有創意的處理。」如果說，一百分鐘的電影相較於三十集電視連續劇在視覺奇觀營造與細節掌控上的難度更高，那麼今屆金穗獎入圍的七部紀錄短片在各自找到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精彩題目之後，要如何以具有創意的方式將所謂的「真實」展現出來，無疑才是考驗著紀錄片工作者們的才情、功力與良知的關鍵所在。

紀錄片不同於劇情片，記錄者有一定的拍攝倫理，影片本身也被賦予一定的觀點與社會責任。今屆入圍的七部作品毫無疑問都是清新誠懇的作品，不至於有議題操弄、煽情狗血的爭議，不過比較可惜的是，其中的六部作品都只是在既定格式中進行既定的記錄，距離「有創意的處理」還有一段距離。

先講長期關注社運、生態環保議題的林建享拍攝的《kawut na cinat’kelang 划大船》。林建享在2006年與達悟族文史工作者夏曼‧夫阿原（郭建平）提出「Keep rowing」蘭嶼拼板舟的跨海計畫，榮獲了第三屆KEEP WALKING夢想資助計畫支援，這部紀錄片即記錄了計畫成員從尋求資源協助，在造這艘十四人座的大船過程中避免違背禁忌、謹守達悟儀式，以至終於將造好的大船從蘭嶼划向台灣成功登陸的始末。林建享抓住了幾道鮮明的脈絡，其一是公權力與國家資源在這個文化性活動中所扮演的位置，其二是逐漸失傳的原住民文化的種種禁忌與繁瑣儀式背後的美與神秘性，其三也是最重要的，用台灣的金錢製造的大船來「跨海」這個動作，背後象徵的族群意識與主體性的追求。《kawut na cinat’kelang 划大船》就像是國家地理頻道常見的紀錄片，提供了可貴的資訊與深入報導的傳達，不過它並未企圖在如此有限的篇幅中進行更深入的掏掘，我以為如果在這些素材中去揀取、爬梳、蒙太奇出一個更具戲劇性的敘事結構，會讓影片最終所要傳達的批判觀點更形深刻。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蔡瑭仙的《FAMILY》上。Family既是家庭的簡稱，也是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的縮寫，非常具體地告訴觀眾這部片的關注所在。以「大體老師」及其家人為記錄對象確實有一定的奇觀號召，可惜類似的題材早有鍾孟宏的《醫生》珠玉在前，《FAMILY》對於生與死的論述比起來便顯得太過直線、工整而單薄了。蔡瑭仙透過口頭訪談，確認、歸納出蔡家捐贈大體的決定，是為了在黑暗中看到一點點光，將蔡秉璋的生命以另一種形式延續下去。我以為透過訪談直接說出來是一回事，透過鏡頭記錄去「表達」出來又是另一回事，偏偏《FAMILY》很明顯並沒有達到後者的層次。很多人確實有被《FAMILY》中諸多親情難捨的片段給感動到流淚，但那是來自觀看者對於如此生離死別的普世經歷的自我共鳴，與影片本身如何切入生者看待死者的態度、所呈現的宇宙觀及人生格局無關。

曾經以《飛行少年》打動許多觀眾的心的黃嘉俊，新作《想念的方式》從八八風災的倖存者視界切入，維持一貫的溫暖勵志作風。來自小林村的國小女生玉米在風災中失去了全班半數同學，其中包括她最好的朋友蚊子，她寫信給天國的好友，這是她表達想念的方式，也是排遣悲傷的方式。我很不願意用太功利性的分析來批評一個無辜的被記錄者，但這部片最大的問題在於，黃嘉俊過份依賴玉米的訪談與想法，正好玉米又是個缺乏觀眾緣的被記錄者，以至於整部紀錄片明明片長不足三十分鐘，那些空泛無法真正「侵入」被攝者內在心境的無趣訪談，竟令我有種好似看了三小時還是看不完的冗長感。附帶一提，《想念的方式》以玉米的阿嬤開了一間可以唱歌的麵店作為尾聲，暗喻希望的重新生根，還運用動畫技巧在畫面上蓋起一棟一棟房子，但這些膚淺、表面化的重建意象，相對於毫不有趣的記錄觀點的呈現，無異是雪上加霜。

至於《無邊奔流》及《聖與罪》這兩部不約而同由充滿爭議的藝術家「擔任主角」的紀錄片，整體成績雖然較上述三部紀錄片出色，但「創意處理」依舊不足。

《無邊奔流》表面上記錄的是傳奇畫家林惺嶽對於繪畫風格的自我堅持，但實際上本片導演劉建偉更感興趣的應該是林惺嶽對於本土與在地性的追尋（劉建偉與他那位拍過《草木戰役》、《高校友刀》的哥哥劉吉雄一樣，對於本土╱外來題材非常感興趣）。劉建偉以極大的篇幅去訪問文學家陳芳明，似乎試圖透過林惺嶽與陳芳明兩人各自的海外漂泊經歷，將這部紀錄片的格局提昇至一個特定世代的觀察與註解。不過我以為陳芳明的訪談與林惺嶽的美學成就、影響力其實無關，片面停留在政治意識形態打轉的結果，即無法達成批判性觀點上足夠的說服力與代表性。所謂的歸鄉，所謂的時代的覺悟，在這部紀錄片中並未發酵出應有的情感濃度與論述厚度，相當可惜。

朱全斌的《聖與罪》則有恰恰相反的侷限。這部紀錄片對於陳映真的政治意識與其一貫人道主義堅持相互扞格的缺乏深入探究，令影片流於一種單面、正向、甚至幾近歌功頌德的偶像迷思（其實《乘著光影旅行》多少也有類似的傾斜，差別在於李屏賓非爭議性人物，《乘》片本身又是典型feel-good movie）。不可否認，《聖與罪》將陳映真諸多小說文字影像化的片段雖缺乏精確的「時代感」，但其製作上的用心毋庸置疑，算是為人物傳記紀錄片設立了一個精緻的門檻。較有疑慮的是，陳映真身為基督徒，卻又崇尚無神論的社會主義，這樣的斷裂，這樣的浪漫主義者內心不可避免的衝突、頹然與失落，既是他的人生，也是無法改變的宿命，同時更反射在他的創作中。

陳映真的作品向來充滿悲憫的人道關照，然而這與他對中國這個專制體制的一味浪漫嚮往，是明顯有著牴觸的。朱全斌不可能不知道，去挖掘這部份的自我矛盾，絕對有機會「成全」這部紀錄片最精彩的觀點，但他終究還是蜻蜓點水般帶過，選擇放大了陳映真的「聖」去遮掩他的「罪」。於是，影片尾聲以字卡標註陳映真因為身體狀況而無法接受訪問的舉動，顯得「此地無銀三百兩」起來……。我不免想起與《聖與罪》同在去年台北電影節首映的另一部傳記紀錄片《牽阮的手》，無論以動畫手法重現歷史真相的創意方式，還是對於爭議觀點的自我表述，都要充滿血肉，時代性濃郁許多。

最後，曾以《綠的海平線》在第三十屆金穗獎榮獲不分類首獎的郭亮吟，新作《軍教男兒—台灣軍士教導團的故事》一反前作的深沈、平穩，改以「恆春兮」嘻笑怒罵的旁白，試圖為台灣戰後那段至今仍無法被撫平的悲情年代，做出一個荒謬又溫暖的結論。這群台籍老兵躲過了韓戰，卻躲不掉白色恐怖，他們只接到「歸休」令，卻遲遲五十年沒有等到退伍令。郭亮吟對於歷史素材的充分蒐集依舊，對於人道主義的堅持依舊，她甚至還拉出號召成立這個軍士教導團的孫立人將軍後來遭軟禁的事件作為對照，時代的錯誤原來跨越了省籍、族群與階級，影片的格局也因此大了起來。

「橫」的來說，《軍教男兒—台灣軍士教導團的故事》在本屆金穗獎中是較好的兩部作品之一（另一部《帶水雲》且留待下次專文分析）；但就「縱」的作者脈絡而言，這部新作並未超越郭亮吟以《綠的海平線》所樹立的歷史紀錄片標竿。輕快的敘事語調看得出郭亮吟對於創新的渴望，但那生命中無法承受之「重」，是否真能在歷史的天平上秤出它名符其實的價值呢？我如此懷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