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20年專輯 系列專訪(五):
專訪邱復生，談《悲情城巿》(二)
地點：台北市衡陽路台開大樓邱復生董事長辦公室
時間：2009/11/19
專訪：張靚蓓、黃糸秀惠（攝影）、王忠培（錄影）
張靚蓓(以下簡稱張)：那個時候有「兩段式送審」嗎？
邱復生(以下簡稱邱)：沒有哎。
我們去送審的時候，片子已經出去了，那是合法的！
因為我們是合法的報批去日本沖印、做後製，後來因為來不及，所以片子直接送威尼斯，送威尼斯以後國內才送審的，所以有人聽說，那個時候是廖正豪在談什麼的時候，片子已經在威尼斯了，我們也沒有去接受什麼…，因為那個片子是得獎以後才審查的，所以沒有什麼兩段式送審。當時邵玉銘局長也很幫忙，所以到今天為止，我常常遇到他，還跟他說，他幫台灣做了一件大事。
事實上，我們今天回過頭來看，當時的他，根據電影審查辦法，有問題的片子找民間人士來看，這就是所謂的「兩段式」。第一次是新聞局內部檢查，當發現有爭議的時候，他可以找民間人士來檢查。所以，邵局長找了二、三十個人來檢查，當然，當時有人會質疑邵局長說﹕「邵局長，我可以找另外三十個民間人士來禁這部片子。」這完全是看你找什麼樣的人審查。當年審查的各界人士包括有台籍的、包括當年經歷過的人…，來看這部片子是不是符合史實？是不是合理？
後來邵局長在院會裡說：「這個片子是多數通過！」
有人就頂他說：「我也可以找一批人來審說，不通過！」
事實上，差別就在這裡吧！所以它是完全合法通過的。
張：你還記不記得你自己第一次看完這個片子的印象是什麼？
邱：會掉眼淚啊，就是感覺，經過那麼多時間，在拍攝時遇到那麼多困難，終於把它完成了！
在當時來看，就國片來講，就文藝片來看，這也是很高的製作費！
張：花了1700萬？
邱：不只，後來算下來不只，後面到日本去配音等，那些是前面拍攝的費用，後面的部份都不算在這裡面。
張﹕你第一次在威尼斯聽到得獎時，心裡感覺怎麼樣？你什麼時候知道得獎的？
邱﹕就同時知道的，我在威尼斯啊！（對啊，你在威尼斯啊！後來我知道，他們先知道？）誰先知道？（工作人員啊！）沒有吧，那天我記得是晚上嘛！（就是當場知道的？）對啊！
有人說，呼聲很高，呼聲很高，就這樣嘛！但總是要宣佈才確定嘛！沒有確定，知道什麼？每一部片子，連李安的片子也常常有變化，都一定要到最後宣佈才能夠確定。是呼聲很高，是很有希望。事實上我那時候跟侯導有個約定，我們一定要一起合作到拿到國際的獎，所以那時候拍了一部、兩部，本來有三部，一部、兩部做完，後來他想做別的，我就算了。
我做東西也有我自己的原則，導演是很重要。買片是一回事，但出資、參與是另一回事，我還是比較重視後者，我投資製片跟我去買片是兩回事，製片時，我一定是帶著自己的主張跟自己的想法。
我想，比較起來，《活著》在大陸引起的風波更大，更多。
所以我也覺得，那些事對我來講，都是人生的一個階段。
我是做完一個階段，就換下一個階段的人。
張﹕你會回顧嗎？
邱﹕我比較不會去回顧，通常是做完這個，譬如我這二十年來做了很多電影，買很多片子，後來我就不做了，就去做電視啦！
當你覺得沒什麼好做的事情時，你不必要每天（固著於這一點上），因為我覺得人生很短，不必要在那裡重複；後來我去做電視，也做了很多的event。
人生就是這樣，我也在天安門做過三大男高音，來幫中國爭取奧運，或者是在大陸的地方做event，像阿妹的演唱會，在內地每個地方都是爆滿。這些事情，都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
現階段我希望做的事有兩個方面，一是把文化放在土地上，建一些有文化價值或藝術價值的建築物，成為標的性的建築物；我最近也開始幫助一些有創意的人，就跟《悲情城市》一樣，讓台灣的創意者讓世界注目，所以12月5日、6日，我找村上隆來幫助台灣的文化創意人，做一個畫廊。
張：因為《悲情城市》台灣的票房非常好，有八千萬，世界各地、日本、台灣的行銷是你做的嗎？吳念真說，你把他找來，去想那些標題？
邱：都是吧！剛開始還沒有一部電影畫個鬼畫符做海報的，（你指的是劉開設計的那張《悲情城市》的小海報？）現在很多人想收藏，我自己都沒有，哪有一個電影一開始就是鬼畫符的。我是不太記錄過去的人，我在享受每一個時間，因為你經過許多時間以後，累積了更多錯誤的經驗，或是更多的體驗以後，你做的事情就會跟以前的不一樣了。
從那之後，我在電影裡也走過了很多的路，做過金馬獎主席、做過電影基金會，也做過院線。這些都變成我人生裡面的經驗，都是美好的體驗，我比較喜歡這樣。
人生是，守住一個核心，就是文化，可以做各種不同的表現；住一個民主言論，可以做不同的表現；因為有不同的人，所以有不同的過程。這就是人生、經驗或體驗。
張：在威尼斯你做了很多行銷，開party，這是當時國片所沒有的？
邱：是啊，在做《悲情城市》以前，我已經買過很多好萊塢的片子，也參加過很多影展，所以知道他們如何行銷，知道舉辦party、讓各國影人、影評人來，這個都是必要的，我有助手芭芭拉，幫了很多忙，我也認為台灣應該有尊嚴、風光一點，不要老是提著兩個皮箱就去了
。
當時波蘭的片子也是因為有片商的關係，所以很受尊重。所以我想這些都是必要的，後來做《戲夢人生》的時候，我們甚至把李天祿整個團都帶到坎城去做酒會。
跟世界各國的影人說，我們電影裡說的就是這個人，他是主角，他帶著他的團來。
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李天祿最後一次帶著他傳統的小戲臺去演戲，所以《戲夢》能夠把李天祿的藝術記錄下來。而《悲情城市》也成為大家的共同記憶。到目前為止，它還是備受重視，因為它是一個里程碑，它沒有任何政治參與、也沒有任何政治干預，我想，它的價值今天回過頭來看，它不是一個政治背景下的產物；也慢慢的不去干預，在拍攝當中，我們沒有受到任何干預啊，那censorship是應該的，censorship是可以爭取的嘛！
所以在台灣的民主化的過程中，這算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不管怎麼樣，可能現在有什麼人在說什麼，事實上這是台灣很重要的一個民主化，是文化人自覺、自省的一個里程碑。
張：你第一次看完後，心裡會不會有什麼壓力？
邱：沒有壓力，就是很小心的。
因為我不是政治人物啊，我不要鬧成大事，盡量不要妨害社會。所以我們在放映的時候，民進黨拿來當作選舉造勢的素材，宣傳車在放這個音樂。那是事後才有人拿去用的，不是一開始，開始也沒有人知道嘛，所以我想這個片子在試片的時候，在還沒有上映之前，我們給各種人看，很多人看了都掉眼淚。
我想那是一個文化人的文化事，很多人都在講當年怎麼樣，我們在拍的時候，你們都不知道在哪裡，事後又都跑出來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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