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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維堯 ((胡金銓姪女，香港語文現代化學會會長）

我們胡家是個官宦之家，祖籍是河北省永年古城，永年古城位於邯鄲市東北永年縣廣府鎮，因此又稱為廣平府城。我的曾祖父輩（胡導演的祖父輩）胡景桂在清朝官任按察使，《清史》中有記載。我也曾聽母親說，我們屬於漢八旗的藍旗，是翰林。我的祖父胡源匯（號海門）是胡導演的伯父，為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央委員，曾任國民黨聯合政府國府委員，歷史也有記載。胡導演就生活在這樣的大家庭中。胡導演的父親年少隨兄長胡源匯留學日本，於京都帝國大學學成採礦冶金專業，回國後在幾個不同的煤礦工作，因此胡導演自幼就跟隨父親在外地生活，因此我們對他幼年時期的生活情況不太了解，他在《胡金銓武俠電影作法》﹝註﹞中談過一些兒時在煤礦的生活情況，我也是從書中得知一二，大概是讀中學吧他才回到北平的家中。在北平就讀北平匯文中學，一直到他來港的時候。

我的祖父胡源匯和導演的父親胡源深是親兄弟，一起住在北京南鑼鼓巷的板廠胡同。聽我母親說，逢年過節或是什麼喜慶日子會請戲班到家裏來唱戲，我的叔叔姑姑都會圍着觀看，甚至於學幾招兒，京戲名角兒也常出入家中，相信胡導演把京劇武打招式融入武俠電影之中與此有密切關係吧。

1950年初胡導演來到香港，與家裏人沒有了聯繫。

因為我爺爺胡源匯和我十爺胡源深是親兄弟，所以他們的子女都按大排行來排序，胡金銓是我十爺胡源深的獨子，男孩裏他最小，我叫他九叔，他還有兩個姐姐，即我的二姑和三姑。1974年我來香港，臨行前去向三姑道別，回家時她送我到汽車站，沉默良久，輕輕對我說：「維堯，聽說你九叔在香港，你去了看看能不能打聽一下。」來港後，通過我們的好友作家司馬長風先生聯絡到九叔胡金銓。1975年深秋（我在《胡金銓電影傳奇》中說是1976年深秋，現在細想，應該是1975年深秋）的一個傍晚，九叔約我和我丈夫及兩個孩子在尖沙咀碼頭見面。我們坐公共汽車到達之後向碼頭方向走去，遠遠就見到了他，他穿件淺咖啡色的風衣，就是他平時很喜歡穿的那種。我一眼就認出了他，因為他和我十爺長得一模一樣，墩實個兒，頭大眼睛大，只是不帶眼鏡而已。他站在海旁的矮牆邊，神態緊張地東張西望，動作神態也都跟他父親一樣。其實我來港之前在我印象中並沒有九叔的影子，他在北京那幾年我還小，胡家大宅的前門在板廠胡同，後門已經在棉花胡同了，十幾個院落，我們住在東院，十爺一家住在西院，他們是走棉花胡同後門的，所以我們有可能沒見過幾次面，現在我一眼就能認出他，是因為他簡直就是十爺的「翻版」。在遠離家鄉的香港親人相認，當然是說不出的激動了，這是他離開北京的家二十多年來第一次與家人相見，更何況那時候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後期、內地還沒有開放呢。與九叔相認後，我第一時間就把這好消息告訴了我三姑，他的姐姐。

1975-76年那時正是胡導演事業的高峰期，《俠女》在法國第二十八屆康城國際影展獲得「法國電影最高技術委員會大獎」，《忠烈圖》在法國首映，又榮獲芝加哥影展「傑出貢獻獎」等等，他常常不在香港，而我又有自己的工作，所以我們見面的時間並不是很多。

我們見面時他極少談工作，總是殷切地詢問北京家人的情況，他很關心兩位姐姐及其他家人，我覺得他的思鄉情深深埋藏在他的心中，但是他絕少提到他的父親，即我的十爺，其實我也已經把十爺去世的消息告訴了他。據說他跟別人提起故鄉時也有些迴避北京及北京的大家族，我的理解是，一來，他在北京大家族生活的時間並不太長，況且與他同輩的男孩子有九個，他是最小的一個，他是我十爺的獨子，上面的八個兄長都是他的堂兄（即是我爺爺的兒子），年齡也比他大得多，所以他和堂兄們的來往並不多，跟他一起玩耍的反而是他的姪子輩。二來，他的父親（我的十爺），在解放後被定為反動黨團骨幹，下放到煤礦勞動改造，後來死於煤礦，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在以前那種政治環境下，他不便於說，亦無法說，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北京一解放他就被送到香港，與北京的家和親人斷絕了一切聯繫，因此他的鄉情、親情只能深深埋在心中。

過了幾年他終於圓了回北京的夢，之後又回去過幾次，他告訴我回北京和兩位姐姐、姐夫及其他家人見了面，他和北平匯文中學的老同學還聚會了呢。胡導演平時是一位既幽默又能侃侃而談的人，但是他與我談及這些事的時候，話語並不多，但我能感受到他內心的深沉與激動，甚至於是辛酸與落寞。記得有一次我們談起來，他說，北京他是回去過了，但是他還很想很想回老家永年一趟，因為日本軍進入北平的時候，我們胡家人全都撤離了北平，他也隨他母親到了永年老家，所以他很想回永年看看，這就是他深深埋藏在心中的鄉情嘛。可惜，他沒來得及回去，無法了這個心願。後來我在撰寫我們胡家族譜的時候特地回了一趟永年古城，我心中默念給九叔聽，我替他探訪了老家。

導演移居美國之後，有一次返港，帶了好多張他親筆寫的詩詞，他指着那張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對我說：「維堯，你就要這張吧。」他還說：「這次沒蓋圖章，下次來把圖章帶來補蓋吧。」後來一直沒有機會，這也成了一個永遠的遺憾。

胡導演是個特別能說的人，他可以從天文地理講到社會時事，尤其擅長歷史、文學，時不時還帶着幽默感，逗人發笑。他跟別人說話時是這樣，但是他跟我們說話時可完全不是這樣，我們見面的時候他總是關心地詢問我們的生活，詢問北京家裏人的情況，詢問他兩位姐姐的情況；或者笑着摸摸我女兒的頭，跟她說幾句，那時我女兒剛比餐桌高一點兒，可能由於我女兒和他同是肖猴，特別投緣，有一次他和藹可親地對我女兒說：「你是小猴兒，我是老猴兒……」逗得我女兒開心不已，又有時會問問我兒子唸書的情況，他在我們面前絕對是一位親切的長輩，使我們深深感覺到的是慈祥和關懷，與他和別人談話時完全兩樣。記得我們剛取得聯繫不多久時，雖然他工作很忙，但也時常約我們一家人去喝茶，聊聊家常話，記得有一次喝茶在座的還有他的副導演夫婦，他在安排工作之餘不忘詢問我的工作情況，問要不要給我找個工作，安置我來給他管一管服裝道具什麼的，當時好像是副導演的太太幫他打理這些事情的。我說我在教書，他想了想說：「好，教書好，比較穩定，可以照顧孩子和家庭，做我們這行兒閒起來挺閒，忙起來日夜顛倒，嗯……」好像很深沉地在思考，「嗯，還是教書吧，教書好。」我知道他是在為我們的生活考慮，那時我剛來港不久嘛，他擔心我們的生活。

胡導演生活簡樸，絕不奢華，經常都是西褲和襯衫，外加一件他特別喜歡的淺咖啡色的風衣，風衣上有很多口袋，這大概是因為他拍電影出外景時放東西方便吧。他吃東西也不挑剔，但是對酒，尤其是紅酒知道的很多，但是他心臟不好，沒必要時是不喝酒的。夏天他很喜歡吃西瓜，我還在港島南區住的時候，他從美國回來辦事曾住在我家，幫我打掃家居的姐姐曾對我說過：「胡先生為人很和善，也很健談，他每天早餐就是吃很多西瓜，麵包什麼的吃得很少。」那時他心臟就不太好，已很注意身體健康了。

再有一件事是我終生不會忘記的，那就是1979年我丈夫因交通意外昏迷在醫院那天，差不多都深夜十二點了他還趕到醫院探望我丈夫，安慰我，還想幫我們找醫生，當晚他有酒會，酒會之後他和鍾玲教授穿着西裝晚禮服就到醫院來了，臉上帶着長輩的關懷和焦慮。

胡導演事業高峰期之後有個回落，雖然我們少談工作、拍戲之類的話題，但是我能感覺到他是在思考，思考怎樣突破自己，我覺得他是在苦惱，在努力尋找新的題材，如果要突破自己的巔峰之作、創出新路子又談何容易呢。

1984年胡導演移居美國。他說他曾申請過移居美國，美國已經批准了，他沒去，但是也沒表示放棄，移民局說如果你再不去就取消你的資格了，於是他去了美國。我經常聽他說想拍《華工血淚史》，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呢，到美國找投資者，收集資料都比較方便呢？這純粹是我的推測而已。

胡導演移居美國後，有幾次返港在我家住過，但也是各忙各的工作，晚上我下班回家他常常是約了人出去，我們閒聊的時間並不多。

記得有一晚胡導演從美國打電話給我，說，《華工血淚史》可以開拍了，他會先到台灣一下，然後到香港來辦點兒事，一個禮拜左右吧，回去就要拍片兒了。我聽了這個消息非常高興，心想，終於讓他盼到啦，願望達成啦。我說，到香港還住在我家吧，他說好，說到台灣回香港之前再和我聯絡。放下電話我又興奮了半天，但又一想，他這一拍片兒，會忙得不可開交，可能很長時間回不了香港，見面的機會又少了，但他的願望能達成始終是替他高興的，我也很寄望他在這部電影中再來個突破，給他的事業帶來另一個高峰。

沒想到這次通話竟成了絕響，1997年1月14日傍晚我下班回到家，沒多久我收到一位同事的電話，告訴我電台廣播急找我，讓我聯絡電台，說胡導演在台北因心臟導管擴張手術不成功去世了。簡直是晴天霹靂，我腦子裏轟的一下，傻了，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我知道他曾做過兩次「通波仔」手術，都沒事，這次怎麼這樣了呢？事實就是事實，無可挽回，一切都成了遺憾，終生的遺憾……

﹝註﹞《胡金銓武俠電影作法》，（日本）山田宏一、宇田川幸洋。

2012年4月於香港

(作者胡維堯女士，胡金銓姪女，香港嶺南大學高級語言導師（退休），香港語文現代化學會會長，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學科專家。具多年語言研究、教學及測試經驗。發表論文、出版書籍多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