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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民》：經典常談

【編按：本館近期活動「沈默之聲：大藝術家的時代」專題，特別安排《大國民》於11月10日(週六)下午2時在館內電影教室放映一場，歡迎讀者預約觀賞，參加辦法請參閱本館活動網頁：http://epaper.ctfa2.org.tw/epaper121026/20121110.htm】

      像一座藏量豐富的礦山，《大國民》(Citizen Kane,1941)問世以來，就吸引各路「冶金師」各取所需：不管是商業利益的開採、學術的探勘、或創意的提煉。就如同法國電影「新浪潮」和「作者論」健將楚浮(Francois Truffaut)說的，它可能是影史上啟動了最多導演創作生涯的一部電影，當然也包括他自己在內。《大國民》是奧森•威爾斯一鳴驚人的處女作，有為者亦若是，楚浮也拍了他驚人的第一部電影：《四百擊》。或許有其徒必有其師－楚浮的恩師，法國影評界的一代宗師安德烈•巴贊(André Bazin)也將他的第一本書獻給《大》片的導演：《論奧森•威爾斯》(英譯版：Orson Welles: A Critical View)。

      《大國民》講一個美國大亨查爾斯•福斯特•肯恩的一生故事。他在那一望無際的莊園城堡裡過世，臨終前只吐露了一句遺言：「玫瑰花蕾」(Rosebud)。為了追查謎樣的遺言意義，新聞片製作社的記者湯普森，在閱讀了有關肯恩破碎的童年記載後，往訪肯恩生命中的四位重要人物：他的重要事業伙伴，他的第二任太太和他的管家，但無人能夠解釋「玫瑰花蕾」的真正意涵。最後，在失望的湯普森離開之後，我們看到，管家在清理大亨的瑣細收藏品遺物時，一件印有「玫瑰花蕾」的童年玩具被丟進壁爐，與一堆雜物一起被熊熊烈火吞沒，然後化作一股濃煙，竄出城堡的煙囪，飄散在陰鬱的天空中。

      《大國民》在藝術上的成就是舉世公認的：編劇、導演、攝影、表演、音樂、剪接等電影創作的各個面向，皆有突出的整體表現；具有相當獨特的形式和多樣的風格；它有效的整合各種類型電影(新聞片、偵探片、傳記電影)的觀眾期待，又能超越類型慣例的窠臼。僅就視覺的實驗創新而言，即處處令人驚艷：

      主人翁肯恩晚年蟄居的仙那度城堡，外觀孤傲的歌德式高塔底下，似乎藏著莫測高深的秘密；那穿過天窗飛撲而下的攝影機，像長著翅膀的狗仔從天而降，入侵夜總會裡楚楚可憐的遺孀蘇珊；候選人肯恩向聽眾發表演講時，那不可一世的懾人氣勢，恐怕連才剛贏得連任的歐巴馬都要望其向背；肯恩金屋藏嬌的門廳，巧妙地溶成他敵對媒體的頭條照片；透過一個深焦鏡頭，我們看到肯恩的父母在屋內，正和人商議託付他的未來時，而屋外那不知情的孩子，還在窗外的雪堆中自顧自地玩著… …。

      《大國民》是偉大的藝術品，但它的「作者」榮耀該歸屬誰？它是導演奧森•威爾斯一手創造出來的嗎？這問題曾有過激烈的爭論。《大國民》上映後的30年，美國知名影評人寶琳．凱爾(Pauline Kael)在《紐約客》雜誌發表一篇長文 〈Raising Kane〉(暫譯〈養育肯恩〉，指證歷歷地說導演奧森•威爾斯，意圖抹煞編劇赫門•馬其維茲(Herman Mankiewicz)的貢獻，強佔《大國民》的「作者」名份。威爾斯對這「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影評人」的指控大為光火，曾有意控告凱爾毀謗。對此，一向主張導演才是電影真正作者的楚浮，當然為威爾斯叫屈。楚浮在巴贊的《論奧森•威爾斯》英譯版前言中說，他曾在巴贊的資料庫裡發現，1948年9月21日出版的一本《法國銀幕》(L’Ecran Francais) 雜誌，刊登威爾斯第一次接受巴贊的訪問，就曾宣稱：「寫《大國民》劇本的人有四位，但只有我和馬其維茲掛名，其實約瑟夫•卡思(Joseph Cotton)和約翰•豪斯曼(John Houseman)也都是《大國民》的「作者」。」

      《大國民》的「作者」是誰？威爾斯和凱爾，雖然各持已見，不過有一件事，他們兩人甚至連編劇之一的馬其維茲都同意：「玫瑰花蕾」在片中的重要性被高估了，據楚浮說，威、馬二人都互相推說，「玫瑰花蕾」是對方想出來的，像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玩意兒。對此，楚浮頗不以為然，他認為「玫瑰花蕾」其實像是阿里巴巴的「芝蔴開門」一樣有趣。而運用「心理分析」研究《大國民》，正是另一位重量級電影學者羅拉•莫薇(Laura Mulvey)，的專書(新版)的視角。姑且不管「玫瑰花蕾」的重要性到底如何，看完電影時，我們都知道「玫瑰花蕾」是「何物」，但可能只有你才能決定它所蘊含的「意義」。 (文／蕭明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