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勞、任怨、任謗是我在中影的服務精神

──專訪明驥老總

 訪問者:黃建業

訪問日期:20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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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驥,1973年起任中影副總經理兼製片廠廠長,1978年從梅長齡手中接任總經理,負責整個製片工作。上任後,明驥訂定「加強政令宣傳、促進海內外影人合作」等的目標,帶領中影走過軍教片階段、政宣片階段等階段,進入新電影階段。在軍教片時期,他承襲梅長齡的路線拍攝戰爭軍教片,如《黃埔軍魂》、《血濺冷鷹堡》等,也試圖以大製作的《源》打入國際市場,可惜無功而返。於是中影投入鉅資改拍政宣片,但這些影片已與社會環境脫節,觀眾不感興趣,使中影在1982年上半年對電影界的影響力不如從前。然而自1982年下半年起,明驥引進一批年輕幕僚,包括小野、吳念真等人,在他們建議下,中影用低成本的預算,大膽起用新人導演,拍攝出不同以往電影風格和內容的影片,開啟新電影時期。《光陰的故事》是此時期所攝製的第一部電影,結果在影評與票房上獲得勝利。後與萬年青電影公司合作拍攝《小畢的故事》,票房、口碑均佳。1983年再度起用新人,改編黃春明小說,拍成《兒子的大玩偶》一片,且陸續又與其他電影公司合作許多以新導演所拍攝的電影,成績斐然,使中影重新建立電影界龍頭的地位,明驥在推動台灣新電影上,可說位於一個重要的關鍵點。1984年自中影退休後,轉往文化大學俄文系擔任教職。

 

 

問:能否請教明總,您進入中影的始末?

明:中央電影公司梅長齡總經理的時代主要的製片主題是抗日。為什麼這個時候主要都拍一些抗日戰爭片呢?那時中共說是抗日是他們打的,國民政府抗日是一個次要的角色,他們才是主要的角色。這完全是一個顛倒歷史事實、荒謬的一件事情。所以當時在他五年半總經理期間,就製作了像《八百壯士》、《英烈千秋》、《筧橋英烈傳》、《梅花》,有陸軍、空軍的影片。梅先生為中影製片及財務奠定了良好基礎。

 

到民國67年的627號,我接中央電影公司總經理,我的任內大概分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是《黃埔軍魂》、《一個女工的故事》、《香火》、《錦標》、《天狼星》,《血濺冷鷹堡》是一個間諜的故事,柯俊雄演得很不錯的;《西風的故鄉》是恬妞主演的,還有《花飛花舞春滿天》、《皇天后土》、《緊迫盯人》。《Z字特攻隊》,這是跟澳洲合作的;另外還有《大湖英烈》、《辛亥雙十》、《龍的傳人》和《大遠景》。

80年代,就是現代的有:《光陰的故事》、《老師,斯卡也答》,還有《小畢的故事》、《海灘的一天》、《小爸爸的天空》、《竹劍少年》、《霧裏的笛聲》、《兒子的大玩偶》、《戰爭前夕》。在80年代初,為配合所謂新電影的政策,開始拍攝了一系列特具風格的電影。那時候,我們還不知道外界有這麼重視。香港邵氏電影公司總裁邵逸夫先生為了考察台灣新電影,特別遴選了四部影片觀賞。我們自己覺得,社會觀眾已經完全接受了。

 

我覺得中影有它階段性的任務,梅總經理的階段性任務,應該是告一段落。我這個時候階段性任務,最重要是面臨到兩大問題:一個就是中共的統戰,對台灣的統戰、對海外僑胞的統戰都非常的強烈。另外一個就是台獨,這個時候有些人,不認同台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兩個問題都是非常嚴重的,與我們中華民國的生存發展都是息息相關的。所以在我做總經理這六年多當中,前三年我製片的主題重點,是以反統戰、反台獨為我整個影片主題的範疇。但是觀眾往往會排斥:「你要做宣傳那是你的事情,我不接受!」所以幾乎到今天為止,我才公開說,我第一階段的製片主題,是以反中共的統戰、反台獨為主題。因為我要公開這樣講的話,那觀眾就會排斥、不接受,一旦排斥不接受,那就達不到我們文化宣傳的效果。

 

所以這個政策決定了我實際作為方向,根據這個政策,第一部影片就是《皇天后土》。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如果《皇天后土》成功了,整個的反共影片,會開拓一個新的局面、新的風格,也是給觀眾一種新的看法,有一種新的了解、新的形象。

 

《皇天后土》說起來很容易,但在當時做起來是千辛萬苦。第一,就是我們的人那些根深柢固、傳統八股式的反共影片觀念,以及製作的方式,以及大家對反共影片的看法:「反共影片就是那些事,就是把中共描寫的愈醜,愈不像個人,就愈好。」而事實上,如果我這樣去做的話,那就非失敗不可。所以《皇天后土》可以說是我的一個想法,然後交給製片部他們去企畫、去發展。

 

因為我在中影公司以前,對於大陸的情況之研究將近有十五年的教學經驗,所謂敵情教育。而且我從金門到國防部到心戰總隊,有連續六年的心理作戰經驗。整個紅衛兵期間,剛好是我在金門的時候,那時我參加一個心戰指揮部,那是臨時成立的一個任務組織,我被調去那裡做心戰指揮部的參謀長,實際上是負責金門的心戰心防。在金門兩年多以後,調國防部心理作戰科的科長,主管對中共的心理作戰。那以後,又到實際心理作戰的作戰部門當參謀長,當心理作戰總隊的副總隊長。以我從教學研究中延續,以及做心戰實際對中共的了解,那時沒有武力戰,真正作戰的方式只有心理戰。所以我用這個基礎,產生這部反共宣傳影片的概念。

 

但大家都知道,製作這樣空前創新格調的政策性電影,所牽扯有關單位相當多,包括中央的政策單位,我們開過二十五次的協調會。在第二十五次協調會,大家才一致接受我這種觀念,才取得共識。如果沒有二十五次的協調會議,這個反共影片拍了以後,首先中央要來試片、檢查,中央通過了以後,再送新聞局電檢,新聞局通過了以後,才取得准演執照,我們才能夠跟觀眾見面。這個時候如果大家有意見,來封殺,那《皇天后土》大概就可以叫我跳黃河了。所以這是在沒有製作之前的工作。

 

另外在《皇天后土》製作環境的條件上,我們面臨到很多困難。許多場景都要在冰天雪地裡拍攝,許多場景都是大陸有關機關。例如大陸的科學院,因為秦祥林從海外回來後,在科學院工作,我們在製片廠就花了4百多萬元搭了一場中共科學院的場景,而且這個景不是一般的,期間曾經颱風要來,那個時候我在香港就是禱告,如果颱風把這個場景吹垮掉,那真是不得了。另外,中共在冰天雪地裡龐大的勞動改造農場,在台灣都找不到。所以那時候好在我們跟南韓的關係不錯,幾乎三分之一的戲,都是在海外拍攝。

 

這部戲雖然遭受到各種條件以及環境的限制,總算大家努力完成了,還不錯。起先我們開始的編劇是鄧育昆,有才華,但是這個年輕人就是推託、拖拉,拖了幾個月,真是好話都說盡了,還是不能完成。所以最後沒有辦法,我們只好自力更生,由趙琦彬先生接著編劇。《皇天后土》,每一個重要的場景我都要參加討論。固然在電影方面我是學徒,但是對於影片如何切合當時中共文化大革命現實的情況,我比他們更了解。所以當時重要的劇情,我幾乎都會背,白景瑞白導演也有個性,趙琦彬人是很好,但是也有個性,所以有時候為劇情爭得臉紅脖子粗。不過大家都不錯,爭了以後,大家都沒有成見,還是一團和氣。因為大家有一個責任感是怎麼把《皇天后土》這部影片拍好。

 

拍好了後,《皇天后土》正等於劇情背景的災難一樣,這個影片也受到很大的災難。最大的災難是在香港上一天就禁演了,這有沒有道理呢?我在香港午夜場連坐了五天,香港上片都是先要做午夜場,你們都知道。那真是感人得很,每一個戲院都是滿滿的,總有三、五百人買不到票進不去,午夜場就這麼轟動。午夜場以後才協調檔期,因為當時反共影片大家都不看好,好不容易協調到檔期,當然我們也感謝邵氏公司邵逸夫先生的幫忙。結果上一天,突然下午7點多鐘一個炸彈在我心裡爆炸了:「什麼?香港禁演這一部影片。」

 

香港是一個前哨站,是我們對中共政治作戰的主要戰場。香港這一個戰場如果我們打贏了,我們的效果就可以說是慢慢達成了。雖然禁演受到很大的損失,但是禁演反而更促使全世界都知道這部影片,所有海外的華人都想看這一部電影的廬山真面目。所以它也為我們做了一個很大的宣傳,這一部影片在國內受到肯定,在海外也受到肯定。

 

除了這部反共影片《皇天后土》,接著談談《苦戀》。我們不僅自己要來編劇拍攝反共影片,我還用大陸的編劇來拍攝反共影片,這樣子更客觀。大陸白樺先生也就是中共的黨員,白樺就是中共文宣單位的工作者,由他來反共,批評共產黨各種不合理的情形,那應該很真實的。所以我以20萬塊錢的代價買了白樺《苦戀》這部劇本,不知道白樺先生後來在香港銀行有沒有提款,他不自由,不能提,後來開放的話,白樺也可以提。

 

所以《苦戀》大體上,雖然沒有《皇天后土》這部電影影響這麼大,但在反共的影片當中,這部由王童導演的片子,拍得還是相當成功的。全世界公認的文學家,公認的反共俄國人索忍尼辛先生,他到我們台灣來訪問時,吳豐山先生整個行程的安排,都有同我商量。當時,想要索忍尼辛先生抽出三、四個小時的時間,都不容易,好多單位想要邀約。結果索忍尼辛先生就在我們製片廠逗留了4個半小時,當時媒體記者有五十多人在場,我親自接待索忍尼辛先生。我先給他做了十幾分鐘的簡報,說明影片的劇情,然後再請他看這部影片。非常有幸的,前十幾分鐘我一邊看一邊用俄文解釋,影片上有英文字幕,在15分鐘後,他說不需要解釋,英文就可以看得懂。

 

看了這部影片後,用我房間那個大理石上,提了幾個字,索忍尼辛先生,他說:「首先恭喜中華民國,你們反共還有一塊自由的土地,供你們有條件製作這部電影。我們俄羅斯也要反共,可惜我們沒有寸土片地製作這樣一部影片。」他說:「《苦戀》這部影片,是全世界反共影片當中,最好的一部。」

(本文節錄自本館近期出刊的第152期《電影欣賞》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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