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聯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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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謝佳錦

【編按:今(102)年適逢台灣影史上第一家較具規模的民營電影公司—國聯影業創立50週年,本館即將出刊的第155期《電影欣賞》雜誌特別製作專題,探討國聯對台灣電影發展的多重意義。本期電子報先行摘錄其中一節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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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歷史的五年》出版社:萬象

1963年是台灣電影史關鍵的一年。這一年有三件大事發生:其一,香港邵氏的《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台上映,引發空前熱潮,《梁祝》一舉打破當時所有票房紀錄,改變西片為尊的發行系統。其二,龔弘接任中影總經理,提出「健康寫實」路線。就市場面來說,「健康寫實」是對香港黃梅調電影攻城掠地的反制;從技術面來看,自力完成的彩色闊銀幕,標誌台灣電影走入國際潮流的企圖。其三,《梁祝》導演李翰祥離開邵氏,來台創立國聯影業,這是台灣第一家具規模的民營電影公司。

簡言之,《梁祝》改變了發行生態;健康寫實與國聯,分別代表體制內的改革與體制外的刺激。這三件事互有關聯,並導向一個趨勢:台灣國語電影製作的起飛。 本文焦點將落在較不為人熟知的國聯影業,主要整理自焦雄屏《改變歷史的五年:國聯電影研究》。雖然本書是十年前寫成,但至今仍是這主題最權威、也是唯一的專著,為了便於讀者快速了解國聯的來龍去脈,因此選擇濃縮該書。

緣起:邵氏、國泰惡鬥 意外在台結果

或許,沒有《梁祝》的大紅,就不會有國聯。但《梁祝》只是引爆點,國聯真正的緣起,得追溯到國泰與邵氏兩家公司的仇怨…。

1955年,在星馬發行影片的國泰機構為了穩定片源,接收了聚集上海編導菁英的永華公司,開始拍起電影,之後改稱電懋。國泰財力雄厚,講究品質,票房大好,可以說獨霸國語片市場。當時也在星馬做發行的邵氏,在香港也有製作部門,卻是因陋就簡,成績遠遠不如國泰。不過,這個局面在1957年起了變化。本來在南洋做發行的邵逸夫赴港接掌製片,撒下重金,搭建邵氏影城。兩大龍頭開始激烈拼鬥。

這場競爭毫不君子,兩邊除了互相挖角外,還有一種將對手「擠」出市場的作法,就是拍雙胞影片:當國泰宣佈籌拍《武則天》、《楊貴妃》時,邵氏便派李翰祥搶拍,迫使國泰放棄;當主演《寶蓮燈》的林黛自殺,邵氏尋覓替身之際,國泰即趕拍上映。邵氏版《梁祝》即是這場廝殺下的產物。它是為打擊電懋版(嚴俊執導)而生,票房成績也將兩大影視龍頭的仇恨衝到新高。

連番的雙胞影片對決裡,邵氏之所以多次取勝,與李翰祥的才華脫不了關係。李翰祥年紀雖輕,已是邵氏的招牌導演,與老牌的岳楓、陶秦、羅臻並稱香港電影「四大王牌」。他的《貂蟬》打破港片紀錄,開啟古裝黃梅調風潮,之後幾乎部部票房、獲獎保證,是打下邵氏江山的大功臣,他也為邵逸夫設立服裝道具部門、攝影棚排期等,奠定片廠基礎。

《梁祝》成功後,邵氏摩拳擦掌,擬原班人馬再來一部《七仙女》。但《梁祝》的走紅,不但加深邵氏與國泰的嫌隙,也結了新仇家──台灣的聯邦公司。聯邦原本是邵氏在台灣的發行商,但邵氏因為電影受歡迎,提高價碼,聯邦無法負荷便中止合作,詎料第一部放掉的竟是《梁祝》,惱怒之下轉而與國泰結盟,共商挖角大計。

挖角:《梁祝》三巨星:李翰祥、樂蒂、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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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李翰祥紀念專輯》出版社:錦繡

在國泰慫恿下,樂蒂最先響應,她謊稱有病,罷拍邵氏版《七仙女》,等到邵氏發現時,已無力挽回。樂蒂本來是邵氏當家花旦,跟新人凌波合作,竟幫凌波抬轎成超級巨星,因而感到受冷落。李翰祥則因《梁祝》未分紅利,又有人在老闆面前造謠攻擊他,再加上長久積累的待遇問題,包括導演薪水太低,不受尊重等,心生不滿;同時,凌波也首肯跟他一起另起爐灶(凌波本來都演小角色,因李翰祥在《梁祝》特別拔擢而身價翻漲),於是他躊躇滿志,在國泰老闆陸運濤跟聯邦公司承諾支持財源後,毀約出走。

原本,李翰祥要在香港的亞洲片廠另拍《七仙女》,與邵氏打對台,但邵氏祭出法律手段,以合約未滿為由,不讓他在香港拍片,於是他聽從國泰及聯邦的建議,轉往台灣打天下,意外為台灣電影打下基礎。

脈絡:公營片受制政治 民營片粗製濫造

1963年12月,李翰祥帶著朱牧,經常為他編劇的王月汀、宋存壽、劉易士,廠長王新甫,佈景曹年龍,作曲家周藍萍(未久留)等數十個工作人員抵台。演員部分,凌波被邵氏高薪留下,所以只帶邵氏南國實驗劇團的新人江青與汪玲為基本演員。公司設在台北市泉州街一號,稱「國聯影業有限公司」,「國泰」、「聯邦」各取一字。

這批影人來台有何重要呢?

當時,台灣生產劇情片的公營機構有三家:中製廠、台製廠、中影。從政治經濟結構來看,分屬「軍、政、黨」三方,背負政治宣傳的使命。從組織的專業取向來看,中製廠隸屬軍方,擅長拍軍中康樂、社教短片,主要任務是拍新聞紀錄片;台製廠屬於省政府,擅拍新聞、紀錄片、社教短片;三者中最具規模的中影,隸屬國民黨,同樣拍社教短片外,也是唯一擅拍劇情長片的片廠──只不過是「反共抗俄」的影片。

民營機構方面,1955年起,有一些民營公司拍台語片,焦雄屏寫道:「台語片多半製作價值低,以民間戲曲/傳說/話劇為主要題材。雖然意識形態不似公營片廠產品那麼僵硬,但趣味集中於部分地區,未能全面普及,也對國語影壇造成不了威脅…不但品質、趣味比不上港片/西片/日片,產量也十分有限。」

公營機構死板,民營機構粗糙,整體製作能力的弱勢,具體反映在十大賣座國語片幾乎都來自香港,甚少本土製作。1960到1963年的十大賣座國語片裡,只有六片是台灣製作,其中還有三片不純──《海灣風雲》是中影跟日本合作,《天倫淚》(中影)請了香港來的導演易文,《吳鳳》(台製)請了香港來的導演卜萬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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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施》

至於台語片的質量及發展問題,根據李泳泉《台灣電影閱覽》(1998)的研究,台語片產量其實並不少,1956年到1970年間產量破千,固然攝製條件差,敷衍了事者有之,只能抓本土市場,無力擴張海外,但推行「國語運動」的政府放任自生自滅,甚至電檢刁難,報章雜誌漠不關心,都是造成限制台語片成長的原因。

姑且不管台語片數量多寡,可以肯定的是:台語片不被當局接受,而(國聯的)國語片合乎期待。李翰祥剛來台時跟政府關係友好,國聯與台製廠合作的超級鉅片《西施》源自蔣經國的建議,李翰祥本人甚至榮獲1965年的十大傑出青年。據《電影人生:黃卓漢回憶錄》記載,蔣經國要黃卓漢回香港後,告訴製片界的朋友,如果香港拍片有困難,可到台灣來,他一定全力支持;國聯最後虧損幾千萬,亦是國民黨出面擺平。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國聯與健康寫實,既合當權者意,又有資源,一者由外,一者由內,成就台灣電影起飛的可能。

(本文摘錄自本館即將出刊的第155期《電影欣賞》,作者觀點不代表本館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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