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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重播

《悲情城市》威尼斯影展採訪紀實

  

◎張靚蓓

 公開的祕密,不能說

廖慶松說:「《悲情城市》的感受最為新鮮好玩!」那是廖慶松第一次參加國際四大影展之一;也是筆者第一次採訪國際四大影展:「《悲情城市》,1989年競逐威尼斯影展,侯導也是第一次參加。記得頒獎前三天,威尼斯當地通訊刊登了一篇文章:『哎啊,不好了,今年我們的獅子要講中國話。』三天前,我們內部所有人都知道它會得獎,每個人都告訴對方:『我告訴你,你不要告訴別人!』」
當年筆者在場,可是我並不知道!
廖慶松笑說:「當然,怎麼能洩漏給你們記者!」
這一段,筆者事後方才知悉。不過那年威尼斯影展揭曉前,記者們忙著打聽最後得獎名單的急與累,至今依然記憶清晰:「當時我問舒琪,舒琪也不講話,只是笑,然後拍拍我。」評審之一的謝晉導演當然也嘴緊的很,頂多只能說:「不會讓你們失望!」
其實侯導一行人從加拿大多倫多影展轉來威尼斯時,已是《悲情城市》正式映演前,也是影展結束前幾天了。
廖慶松是從台灣去的。當時《悲情城市》代表團兵分二路,一路由侯導領軍,包括公關舒琪、編劇朱天文、影評人焦雄屏等人,一行人先去加拿大,再轉往威尼斯;另有一團是出品人邱復生、監製楊登魁,編劇吳念真、製片張華坤、剪接廖慶松、演員高捷等人,直接從台灣飛往威尼斯。大家都是第一次參加威尼斯影展,所有人都住在有兩百年歷史的「匈牙利旅館」內。

 

金獅獎,華人電影史上第一次

廖慶松說:「其實早在台灣剪片時,我曾跟侯導討論,《悲情城市》可能會得獎。世界各大媒體、很多人都想訪問侯導,許多訊息一直發回來,訪問、餐會等各方面的細節都在安排,早在台灣剪片時就已經是這樣了,我就感覺侯導有機會得獎。」
廖慶松分析:「其實該片得獎的因素很多,第一個是侯導拍的形式,剪接的形式。還有侯導多年來海外的累積到位了,片子的內容又是有關228事件,評審委員又有謝晉導演;整個來講,氣氛就是要給他。」《悲》片形式簡單,雖然一般人不易懂,但在形式上透顯的詩意,令評審、影評人著迷,廖慶松說:「就用一個藝術的形式,讓人尊敬!」再加上周圍的時事氣氛,對《悲情城市》有利。所以出去之前,廖慶松跟侯導討論︰「我們可能會得獎。不知侯導是否跟邱復生老闆講了沒有,那一次邱復生先生在德班飯店請中外影評人吃飯,那是以往台灣電影所沒有的。」
「我坐主桌啊!」筆者還記得。
廖慶松說:「後來首映那天晚上在花園裡舉辦酒會,在《悲情城市》震憾的主題音樂烘托下,侯導跟我說:『小廖,好像都給你講對了。』」

 

新聞戰開打

筆者的體驗則非如此:「對我們新聞界、甚而國人,大家都很訝異。因為從來沒有華語片得過這麼大的獎。《悲》片記者場映演之後,我訪問各國記者,多數人是迷迷茫茫,看不懂的。得獎當下,筆者立刻打電話回報給報社,中國時報文化新聞中心的莊展信主任當場跟我說:「你跟邱復生說,我們幫他辦首映!」筆者一回頭就跟邱老闆說了這件事,他當場答應,事情就這樣定了,當時就這麼簡單,所有細節回台後再細商。
採訪結束回台之後,莊主任還對筆者說:「這次還真是矇對了!」指的就是他決定派筆者前來威尼斯採訪這件事。因為,這在新聞界也是頭一回。
那是筆者第一次採訪世界四大影展,也是國內四大媒體同時派員全程採訪,中時(張靚蓓)、中晚(前段張靚蓓、後段焦雄屏),聯合(藍祖蔚)、民生(褚明仁)、自立(陳鴻元)。除了焦雄屏跟著侯導率領的代表團一起走外(到達威尼斯,已是影展開幕十天後,接近尾聲了),其餘四人都是極力爭取、方才成行的。為了這次的採訪,我們分頭回報社去跟上級報告,哪些報社將派員採訪。基於新聞競爭,四家報社居然都准了。
記得筆者申請時,中時一位前輩的資深記者還說:「我們之前從沒到亞洲以外的地區採訪!」他指的是亞太影展。
「以前沒有,並不代表以後就沒有啊!」抱著這樣的理由,筆者提出申請,當時中國時報文化影劇新聞中心主任莊展信也認同我這個看法,所以成行。那一次,台灣電影頭一回摘下金獅,台灣新聞界也第一次當場報導了這個歷史性的一刻。筆者與其他同業親眼目睹,親自報導,我們不必藉助外電,可以把自己的觀點、電影人的興奮及種種感受、現場狀況,透過我們的觀察、我們的筆,傳給國人。
筆者還記得,十幾天下來,每天能睡上四小時就偷笑了,因為早報、晚報的稿子我一肩挑,直到焦雄屏到威尼斯,晚報的稿子才由她來發。次年我前往紐約,朋友談起威尼斯的美食,筆者一點記憶都沒有,原來是已經累到食不知味,十幾天瘦了六公斤。

 

那水啊到沒天良!(台語)

當我們忙著跑新聞時,廖慶松則陪著老闆楊登魁:「邱復生跑來跑去很忙,楊登魁老闆每天就是去買鞋子,我還陪他買了一天東西。買鞋子不是要包起來嗎?義大利店員動作很慢,楊老闆說:『叫伊嘪包啊!(叫他不要包了!)』
那個店員說﹕『喔,你們那樣比較有效率。』
買衣服也是,在店裡就穿起來了,舊衣服就放到袋子裡,然後提了一堆。記得我們一走過,很多人自動從中間散開,我一抬頭,看見高捷站在橋上,哇!像棵聖誕樹,全身上下都換上新行頭,他帶了兩大個空皮箱去,回來時全裝滿了,那時候我們每天就逛街買東西。
楊老闆看到十幾歲的義大利少女騎腳踏車走過,還說﹕『那?水啊到這麼沒天良(漂亮到沒天良)!』」
頒獎典禮廖慶松記得特別清楚:「典禮女郎都拿著個面具,穿著黑衣服。得獎以後,大家全部走路回旅館去參加慶功宴。」
還記得上第二道菜時,筆者已經累到投降,因為瞌睡蟲集體造反了。影展結束後,所有採訪記者都留在義大利渡假,侯導等人的新聞由國內同業接手。筆者第一天到羅馬,已是深夜,還在趕稿,寫完稿子,才出去玩。那是1988年筆者訪問侯導的錄音帶,侯導全程剖析他自己的作品,訪問長達三個多小時,當時只能報導少少的一部份,沒想到一年多後,還真派上了用場。」
廖慶松想起代表團返台的經過:「我們直接就回來了,侯導本來還問:『我們要不要去羅馬?』」廖慶松建議:「導演,你都得獎了,還要去哪裡?不能再到處跑了,回家。」台灣這邊都在等侯導回來,中國時報還把主創人員的小照片放在頭版。那也是破天荒第一回,新聞界全都瘋了。
有趣的是,金獅獎得主及其團隊,都是一路坐經濟倉回來的,飛機上的乘客們都難以置信,金獅獎得主侯孝賢就坐在他們身旁,不過都直呼,真是賺到了。

 

鎂光燈焦點放錯了位置

後來台灣中國時報主辦《悲情城市》首映,就在中國戲院,時報老闆余季忠伉儷和當時紅星林青霞、秦漢同坐欣賞,可是該片的主角及導演,倒坐到其他位置去了。這一切的安排,固然是上層的意思,但也是個永遠的遺憾!其中透顯出許多訊息,在那個時代、華語片第一次在世界影壇發聲時,沒有人知道該怎麼做,一切都在摸索,舊體制的價值觀仍佔有主導地位,新價值觀正要建立。當年不但侯導、主角辛樹芬(註8)等人沒坐上主位,就連製作團隊都沒有善加照顧,該成為鎂光燈的焦點是《悲情城市》的全體成員,而不是其他不相干的明星們,不管他/她有多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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