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金馬獎談起：2012台灣紀錄片思索
文／林木材
對台灣紀錄片而言，每年都有幾個值得注意的面向，像是突出作品、政策問題、產業現況、影展獎項等等。而今年（2012）最令大家議論紛紛的，莫過於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頒獎結果，在破天荒有四部紀錄片入圍的情況下，得獎呼聲較高，受到許多觀眾喜愛的台灣片《牽阮的手》、《麵包情人》、《時間之旅》皆鎩羽而歸 ，反而由加拿大華裔導演張僑勇的作品《千錘百鍊》（China Heavyweight）獲獎，他的舊作《沿江而上》（Up the Yangtze）在2008年時也曾獲同一獎項。
這麼多年來，金馬獎中的紀錄片與創作短片獎項，大多由台灣影片獲獎，但此次最佳創作短片則頒給了中國影片《拾荒少年》，最佳紀錄片《千錘百鍊》則是由加拿大的Eyesteel Films與中國的中視遠方（北京）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聯合製作；對台灣電影／紀錄片而言，此現象或許可視為一種警訊，但當中也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
回顧台灣紀錄片的歷史，從八０年代以來，紀錄片便與社會快速變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最聞名的就是以記錄社會運動現場，想要突破政治禁忌與言論封鎖的反對派媒體「綠色小組」，他們所拍攝的紀錄影片具有強烈的「工具性」，以扳倒威權為唯一訴求，對台灣民主與社會影響甚鉅；而在進入九０年代時，亦有更多人投入紀錄片的拍攝，最著名的作品當屬以王小棣為首的「百工圖」系列，以及吳乙峰和全景映像工作室的「人間燈火」系列、《月亮的小孩》等作品，之後也鼓勵了更多人拿起攝影機拍攝紀錄片及身邊的故事。
《千錘百鍊》_劇照
大體來說，這些影片的主題包括了社會運動、常民百姓、弱勢者等等，仍是與政治氛圍、社會環境相對應的。或許可以這麼說，這些重要作品的起始點，都是站在與威權及社會主流價值的對立面，為了「反對」什麼，或為了「扭轉」什麼而拍的，也有不少台灣紀錄片導演曾表示，紀錄片應該拍攝那些被主流社會所忽略的，應該關注社會議題、公平正義等問題。
這份思索，套用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在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的演說（2009）中所說的：「若要在高聳的堅牆與以卵擊石的雞蛋之間作選擇，我永遠會選擇站在雞蛋那一邊。是的。不管那高牆多麼的正當，那雞蛋多麼的咎由自取，我總是會站在雞蛋那
一邊。」 他所說的高牆，指是正是「體制」，而雞蛋則是擁有個別性的「人」。
換句話說，站在強權強勢的對立面，意即帶有「反」的意識，應是台灣紀錄片中很重要的主張，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影片是具有「獨立觀點」的。在台灣紀錄片多年來的累積與發展下，這也逐漸成為台灣紀錄片中一種難以忽視的「慣性／傳統」。但隨著民主發展的程度越高，這股「反」的意識有時候會變成「為反而反」，在論述上取得一種正當性，卻失去了獨立性，掉入邏輯陷阱而成為一種當代的政治正確，彷彿只要擁有反對者姿態，一切就顯得如此理所當然。（這或許可以說明，縱然這幾年從上到下，從官方到民間，台灣都有非常大量的紀錄片願意關注土地爭議、弱勢族群、社會運動，但真正傑出的作品卻仍不多。）
《麵包情人》_劇照
以今年金馬獎入圍的作品為例，李靖惠的《麵包情人》在文宣上強調：「台灣影史空前紀錄，歷經十三年製作…亦是台灣首部深入安養院製作外籍看護工與老人之紀錄片。」到底這是不是台灣第一部此類議題影片，令人存疑。因為像是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的《八東病房》（2006）便已是同一題材，而十三年的跨時拍攝，是否能產生內容厚度，也應該由影片表現來判斷呈現，而非只是文字說明。
《麵包情人》毋庸置疑是部感人的影片，也是站在弱勢者的立場所拍攝的，片中的動人時刻多不可數，但大多是強調離鄉背井的心酸，以及對家鄉與親人的思慕之情；而那些在台灣所遭遇的不平等待遇，以及非人性的勞動條件卻極少被提及。令人玩味的是，導演李靖惠正是因為自己的外公外婆入院，而結識了這群照顧他們的外籍看護，但可惜的也正是導演沒有好好利用這份「個人性」去滲入題材，挖掘出潛藏當中的幽微人性。《麵包情人》雖然感性好看，但觀點與立場仍是相對保守的（尤其是與《八東病房》相比）。
《牽阮的手》
而顏蘭權、莊益增拍攝六年的《牽阮的手》，講述田氏夫妻如何以生命走過台灣民主運動的歷程，片中涵蓋了檔案影像（archive footage）、動畫、口述歷史、少數跟拍畫面，並且重頭到尾鋪滿了各種音樂。片中所提到的，包括了二二八、白色恐怖、各種社會運動、林宅血案…等等重要歷史事件，是台灣瘖啞和難被接受的歷史，是台灣爭取民主自由路上的斑斑血淚。但影片同樣是以感性為訴求，特別是主角田媽媽是那麼擅於演說，如何能保留出一段追探主角深層想法機會的距離，不只是讓影片成為一種宣傳與讚頌，也要能從現代反顧過去歷史（畢竟距離解嚴已有25年了），跳脫出悲憤情緒中，找出新的觀點，反而成為該片能否擁有歷史高度和獨立觀點很重要的關鍵。
《時間之旅》
另外，周東彥拍攝藝術家黃明正的《時間之旅》，主要跟拍了黃明正希望透過街頭賣藝或巡迴演出的方式環遊世界的「Momento Trip時間之旅」藝術計畫，首站選定的就是「台灣」。影片於是跟拍了環島的過程，訪談了許多幕後工作同伴，強調著夢想的旅程以及路上許多的人事物風景。片中有極大的篇幅圍繞在主角身上，但他鮮少與人談話溝通，背後支撐藝術家走下去的力量究竟是什麼？是什麼讓他願意忍受孤獨和苦痛，影片似乎無力深探……
上述評論，雖是以較嚴厲的角度出發，但再看看《千錘百鍊》，這個以中國拳擊手為題材的故事，花了五年時間跟拍，同樣觸及了政治面（1953年毛澤東禁止了拳擊這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運動，在1983年解禁），兩位年輕人希望投入拳擊運動能給自己帶來新的未來，原本應該是一則動人勵志故事，卻因人心慾望與家庭條件，走向了不如意的現實。故事到此都還可預料，但驚人的是，片中擔任教練的半退休拳手卻仍想重返拳壇；重返賽場的結果竟卻被對手痛擊倒地，提早投降，自此這個故事與激勵人心不再相關，反而成為一齣極度不堪的失敗者之歌。這份轉折，說明了導演是有觀點、意願和能力去處理這個「反／負面」題材，從中掏出人性的複雜面和限度，影片也因而產生對比和辯證。
固然從客觀條件上看，《千錘百鍊》的製作預算約八十三萬美金，這是台灣紀錄片的數倍以上，但大型製作未必與獨立觀點、美學嘗試是對立或有所衝突的，近年國際上許多知名影片，如《烹煮歷史》（Cooking History, 2009）、《核你到永遠》（Into Eternity, 2010）等等例子，也說明了這兩點甚至是相輔相成的。
《不老騎士：歐兜邁環台日記》_康建華(左起)王中天吳敬恆
再舉個例子，華天灝導演的《不老騎士：歐兜邁環台日記》在院線市場上雖創下三千萬紀錄片票房紀錄，姑且不論片中的技術問題（如影像大量失焦），以內容而言，高齡八十的長者們騎機車環島逐夢，其類似路徑有跡可循，特別是在紀錄片上，近年已有《飛行少年》（2008）、《帶著夢想去旅行》（2010）、《青春啦啦隊》（2010）等影片，而且彼此間除了題材上稍有差異外，手法與主軸皆很相似。值得思考的是，若影片質量沒有向上提升，那麼該如何定義票房紀錄的意義？
在《不老騎士》中，或許更值得追探的核心問題是，何以這群老人們要冒著危險，以「非常態行為」來證明自己的價值？只是導演似乎無意去談論相關問題，整部影片較像是一種側拍紀錄，應有的探究精神在驚人行為與勵志情懷之中被淹沒了，因而只能簡單化的以「環島成功」來迴避一切。令人不禁擔憂的是，當我們越習慣以「結果論」去談論事情，「實踐夢想」恐怕也將成為越來越單一的簡廉價值。
綜論上述，所謂「反的意識」做為紀錄片的立場是淺而易見的，在《麵包情人》是外籍勞工，在《牽阮的手》是被忽略的民主發展史，在《時間之旅》是孤單奮力的藝術家，在《千錘百鍊》是逐夢的小人物們，在《不老騎士》則是古稀之齡的長者。廣泛而論，這甚至成為一種濫情的「關懷」，但在這個「反」的層次上，我們究竟有沒有能力，願不願意去探索當中更複雜更核心的面向，不只是停留在粗淺的表面，不只是走煽情感性路線；而能真正扎實地去論理、用影像語言去展開論述，是嚴肅的而非只有言情的，深切且有勇氣地反省自己。這部分關乎的是創作的核心，究竟何謂進步的「獨立精神」？
選擇了雞蛋一方的村上春樹，在同一場演說中也提到了小說家的責任：「故事的目的是在警醒世人，將一道光束照在體系上，避免它將我們的靈魂吞沒，剝奪靈魂的意義。我深信小說家就該揭露每個靈魂的獨特性，藉由故事來釐清它。」
「反對的發聲」的確曾經是台灣紀錄片很重要的傳統，也是其擁有動人力量的特色。但當絕對的威權在形式上漸漸消解，台灣在民主發展的路上緩慢前進至今，紀錄片接踵而來的考驗，應是如何擺脫觀點上的慣性，不應僅僅簡單地依附於單一的巨大幽靈身上，不能依舊滿足於自己「反對的姿態」，而必須延伸出屬於自己的獨立觀點，去挑戰與面對一切看似理所當然的事件。即使選擇站在雞蛋的這一邊，仍不能安逸於講述一種單一的價值。
特別是關於當代的台灣紀錄片，我所期待的是，當站在雞蛋這一方的態勢已很明確，無論是針對高牆或者是雞蛋，都應能將過去生猛強韌的反對力道，轉化為戳破偽善與鄉愿、探索靈魂與人性的扎實能量，如此才能帶領觀眾走的更深更遠。這樣的期許或許標準過高、異常嚴苛，但也正是我從近幾年台灣紀錄片發展中看見的瓶頸與隱憂。
(林木材，本名林琮昱，南藝大音像管理所碩士，從事紀錄片評論、推廣、策展等相關工作，文章散見網路與報章，曾走訪過多個國際紀錄片影展，目前為紀工報主編、紀錄片工會常務理事、Taiwan Docs紀錄片資料庫編輯，著有《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評論文章不代表本館立場。)
特別感謝 ／圖片提供：
公共電視 CNEX、麵包情人公司 李靖惠 導演 莊益增 導演 顏蘭權 導演 韓軼小姐
中視遠方（北京）吳凡小姐 左珮華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