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20年專輯 系列專訪(五):
專訪邱復生，談《悲情城巿》
Part (一)
地點：台北市衡陽路台開大樓邱復生董事長辦公室
時間：2009/11/19
專訪：張靚蓓、黃糸秀惠（攝影）、王忠培（錄影）
張靚蓓(以下簡稱張)：當初你是怎麼找到侯孝賢導演，想要投資他的？能不能談談這一段。
邱復生(以下簡稱邱)：是我叫陳國富去找他的，因為那時候陳國富在我們公司（年代影視公司）上班，我跟陳國富那時候開始要進口影片，我們在國際上跑的時候就覺得，為什麼台灣的片子不能在國際上出現？我們去參加坎城影展「一種注目」等觀摩性質的單元時，心裡就覺得，不管是亞洲的文化也好，中國的文化也好，台灣的文化也好，事實上是應該可以出去的。我看過以後，就說，片子要出去，第一個基本上我們的品質就不夠，因為我們的沖印、預算都沒辦法做出那個品質。譬如說，當時華語片大部分的商業片都是事後錄音，聲音跟表情永遠沒有辦法match，這都是因為製作費，同步錄音的NG會更多，會拍更多次，會花更多的底片，製作費相對也會提高許多。
所以我說，片子要拿得出去，首先要提高品質；你有什麼思想，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才想應該先來做這一項，提高品質。所以《悲情城市》拍完以後，我覺得音樂要原創，就自己去請日本的作曲家推薦他們的人，看誰適合做《悲情》的配樂，就請他來做《悲情城市》的配樂（邱復生先生當年是學音樂出身的）。從此之後，《悲情城市》也好，《戲夢人生》也好，甚至後來到中國去拍的《大紅燈籠高高掛》，雖然原作曲者是當地人（趙季平），可是後面的配樂也是拿他的作曲當作材料來重新混音（mix ）的。這一部份也是我檢討當時台灣電影的品質所做的改進，不論音樂部份、聲音部份，都是很重要的部份。
張：對，杜篤之也提到過，《悲情城市》是他第一部同步錄音的電影！
邱：所以才會說，杜篤之學那麼久，從來也沒有做過，台灣的片子也是《悲情城市》第一個做全片同步錄音的。現在我們也很高興，就是杜篤之如今在錄音上的成就，同步錄音也變成台灣拍片時的一個必要條件，以前「同步錄音」是個奢華、奢侈啊！現在已經變成差不多每部片子都是必要的條件了。所以我想，現在過了二十年，看起來，這二十年的改變是什麼？就是在電影的製作裡面，有這麼多的改變，譬如現場收音、能夠讓演員的表情更好，讓整個影片的品質也更好！事實上，因為《悲情城市》的後製，也是去日本做的，這也刺激了台灣沖印廠的品質非改善不可，這些都是很好的。像大陸第五代導演也好，我們這裡的導演也好，都慢慢走向一個新的時代了，這是我覺得還不錯的。
張：那當時您決定投資侯導的時候，就看準了他？那個故事你看過了嘛！
邱：當然當然，他故事本來有三段，我挑這一段先開始，其實投資者有好幾種，一種是買片的投資者，一種是參與或自己判斷。後來我去找張藝謀，找杜琪峰，一如當初我找侯孝賢。譬如《槍火》，也是改變香港的電影，有了《槍火》，之後才會有《無間道》，香港電影不再拘泥於動作很僵化的黑社會片，杜琪峰的這部《槍火》，也為後來香港黑社會片提高到某一個層次奠定了基礎，我覺得這些事都還蠻有意思的。
張：《悲情城市》拍攝的過程中，你參與哪些部份？
邱：主要還是在後製部份，我覺得導演本身就是獨立思考；對於後製的部份，我才能夠參與，所以這部份我參與的比較多。到張藝謀以後參與的就更多了，侯導的時候，剛開始我也是學著看，看這個要怎麼做。
張：《悲情城市》剛開始的時候，就有很多的國際媒體及影評來看侯導拍片，是誰安排的？
邱：兩個都有（邱復生先生與詹宏志先生），我們那時候不是有芭芭拉（註：現今哥倫比亞電影公司亞洲區總裁）嘛，焦雄屏啊！因為侯導這部電影讓焦雄屏等這些常在國際上跑的人覺得，這是我們台灣電影的大事。當然，侯導做的每一件事情，也會有很多國際的影人重視。所以一開始《悲情城市》就變成大家很期待的一部片子，尤其是「題材」方面，加上製作方面也是新穎的，題材上又吸引人，所以大家都矚目。
張：題材其實是走在鋼索上，那時候你怎麼處理這個事情？
邱：那時候因為解嚴嘛！在政府開放言論自由之下，我想各種題材應該是都可以拍的，只是有的人會覺得，這是一個…。雖然有很多壓力，可是我認為，這都是應該要做的，當然最後承受最多壓力的應該是製片人嘛！所以我一直認為，那是一個對的事情，就應該去做！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二十年來，我做媒體也好，也是認為，它是一個合法的事情，那麼我們就應該去爭取尺度，這就是一個文化人應該有的特質。像今天我看到，大陸有很多媒體、很多導演，他們也在爭取尺度。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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