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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母親》的真相

【編按：《非常母親》是本館今(100)年五月份專題活動「母親相對論：感動與震撼 」選映影片之一。本片曾榮獲2010年亞洲電影獎最佳影片，美國舊金山影評人協會最佳外語片，韓國青龍獎最佳影片等許多獎項肯定。本片安排於5月14日週六下午2時及5月27日週五下午4時各映演一場。有興趣的會員/讀者請勿錯過。】

文／周星星

《非常母親》的南韓導演奉俊昊（BONG Joon-Ho）的崛起是實實在在地依靠其創作實力：他執導的第二部長片《殺人回憶》（Memories of Murder, 2003）雖非從世界三大影展（柏林、坎城、威尼斯）殺出來，但延燒的口碑讓《殺人回憶》演變成全球電影評論圈讚譽有加的經典之作。《駭人怪物》（The Host, 2006）在當時打破南韓電影史的賣座紀錄，也讓人跌破眼鏡地被法國《電影筆記》選為年度十大佳片第三名。《非常母親》（Mother, 2009）以不負眾望的超高水準，讓東西方影迷異口同聲確認，奉俊昊實在才華洋溢。

《非常母親》的題材比較近似奉俊昊的成名作《殺人回憶》，大抵是由（《殺人回憶》的數件跟《非常母親》的一件）凶殺案引發追緝凶手、追尋真相的漫長過程。不過，《殺人回憶》偏重警方的辦案過程，是非常典型的警匪片（或說是非常典型的『追查凶手到底是誰』的故事）；而《非常母親》則側重在唯一嫌疑犯的唯一家屬：母親（由金惠子飾演）自力救濟、盡力追尋凶案的真相，好為他的兒子（由元斌飾演）洗刷罪名。因此，《非常母親》的焦點非常明確，就是描繪一位孤立無援、社會弱勢且沒什麼錢的母親，她的非常堅毅地要證明，她兒子的清白。至此，奉俊昊超越了《殺人回憶》，也超越了野心略顯簡易的《駭人怪物》。導演透過母子關係的刻劃，來加深關於痛苦（主要在於兒子尹斗俊是一位智能遲緩兒）、關於記憶、關於不正常／非理性等場域的探索深度，也可概略地說，加強了心理學／精神分析的解剖力道。

「母親」變成是最重要的角色，「母子關係」變成是耍弄「戀母情結」或「戀子情結」的前提、賣弄男女情慾的藉口。換言之，《非常母親》具備比較女性化的那一面，讓不少女人們躍上來成為推敲出偵查線索的經紀人（或曰『仲介者』）；《殺人回憶》則是徹底地陽剛化，唯有男性警察才是推敲出偵查線索的經紀人。

《非常母親》跟《殺人回憶》都共享一個影片過程：追尋真相……但在追尋真相的過程中，進行的是好幾個「不起訴」（non-lieux）的判斷。「不起訴」，就是針對某某人、某些人終止司法程序的追訴。「不起訴」意謂說：一，某些嫌疑犯不再具備嫌疑；二，某些偵查線索至此斷線；三，另開偵查線、另尋嫌疑犯成為不斷出現的「回歸」──也就是說不斷地再回到再繼續偵查的追尋真相的過程。有時，「不起訴」也在明示：之前的偵查並沒有累積任何正面的成果。

剛才提到《殺人回憶》算是非常典型的「追查凶手到底是誰」的故事：男性警察假定某某男人是凶殺案嫌疑犯，然後男性警察發現到該嫌疑犯涉案程度過低，於是，判諸「不起訴」，再繼續假定其他某些男人是凶殺案嫌疑犯。我們不斷地重複這個「不起訴」的過程，讓「追查凶手到底是誰」它本身充當懸疑十足的故事；這其實也是《非常母親》後半段的敘事主軸。

影片前半段交代尹斗俊的母子關係、尹斗俊他有一個麻吉鎮泰、尹斗俊他被警察逮捕、刑求以及尹斗俊的母親向鎮上最知名的律師孔錫鎬求救的過程。由於律師孔錫鎬目中無人、幫不到忙，尹斗俊的母親才開始她自己的偵查過程；首先就把嫌疑押在鎮泰身上。很快地，關鍵證據被她誤判，被警方「正判」後，「不起訴」落在鎮泰身上。然後，尹斗俊的母親從被害女生文雅中生前極為複雜的私生活再推敲出好幾位嫌疑犯──除非「不起訴」又再出現，可排除某些人涉案的可能性。但奉俊昊這一回喜歡玩弄不可預測性，只要能安插不可預測到的劇情，例如大家根據他的《殺人回憶》來預測《非常母親》的劇情走向，奉俊昊就要再推翻大家對他的編劇走向的推測。於是，奉俊昊安排了一個事實真相，此即凶殺案的真相，顛覆了不少「同情弱者」的同理心跟依此而生的劇情預測。

「堅毅的母親」，沒錯，這是《非常母親》最重點的個人描繪。但是跟《殺人回憶》類似的還有它的社會層面的批判：奉俊昊用《殺人回憶》來批判一九八○年代的南韓政治氣氛、社會氣氛，例如毫無人權可言、毫無「無罪推定」的司法原則，並且誇張地對比城市地區（來自首都首爾）跟鄉下地方的辦案風格。到了《非常母親》，警方的刑求跟實事不求是、辦案草率的態度只被點到為止，例如尹斗俊輕易地成為凶嫌或低能兒朱朴也照樣輕易地變成凶嫌；真正不著痕跡的批判，是故意呈現說權高位重的資產階級（例如大學教授、律師）毫無避諱地瞧不起任何其他人──我們可看到大學教授駕車肇事逃逸並繼續在警察局表現出目中無人的態度、可看到知名律師在餐廳跟拘留所頤指氣使怒斥他人──，而且還都牽涉到金錢：例如大學教授堅持要對方（但是被鎮泰誣賴給尹斗俊）賠償賓士車後照鏡的費用，以及知名律師收費不低……這些都會讓人想起晚一年才參加坎城影展的《生命之詩》（Poetry, 2010，李滄東導演），它也是一樣透過某一位女中學生之死，導致某一位（更加年輕的）男生的家庭開始陷入經濟困境──要和解或要賠錢之類的理由。經濟弱勢跟經濟強勢（以及權力強勢）的對比，奉俊昊（跟李滄東）都在歌頌社會底層的女性（母親或外婆）異常堅毅的人格。實在都是動人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