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深:典範在夙昔

洪深:典範在夙昔

文/焦雄屏

我很小的時候,在台灣挺流行話劇的。當然那時的話劇帶有很強的政治宣傳意味,應是軍中文工團隊文藝工作者的成績。後來電影流行了,電視出現了,話劇漸漸以舞台劇之名隱入學院派的園地。在報章雜誌上,我們經常看見《少奶奶的扇子》公演消息,多半是中國文化大學(當時稱中國文化學院)戲劇系的年度演出。我當然不會去看,那是我成長別有專注的時期,不過對這個劇名總有無限想像。少奶奶、扇子,聽起來就有故事,但始終緣慳一面,只知道是經典劇目,對內容、時代背景是一無所知。

很多年後,才知道《少奶奶的扇子》是中國現代話劇之濫觴。老始祖洪深先生自美哈佛大學學習戲劇歸來,將中國文明戲、愛美劇的戲劇概念,導入正規的現代劇。1924年,洪深先生將王爾德(Oscar Wilde)的劇本《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以本土化,適合中國國情的人名、地名改譯出來,並親自督導公演,轟動上海一時。洪深先生的弟子王生善在台灣文化學院任教多年,估計《少奶奶的扇子》在台灣公演多次脫不了與他的關係,現在話劇的傳統竟因此植根,傳承到台灣來。

《幾番風雨》洪深當仁不讓,是中國話劇之父。是他,在戲劇啟蒙之初,將西方正規的導演制度建立在中國劇場內,其中的嚴格排練制度,以景為單位的戲劇結構,舞台平面布景片改良的立體美景,燈光分出日夜明暗與劇本一致的做法,還有去除「男扮女裝,女扮男裝」封建觀念的男女同台表演,都讓觀眾大開眼界,也影響多少心儀戲劇,日後為中國劇壇貢獻良多的戲劇長才,如黃宗江,如曹禺。曹禺在四川江安國立藝專時受教於洪深,他嘗說《少奶奶的扇子》翻譯之好,「根本不是翻譯,是改編了。我讀了好幾遍,那對話,文字的修辭,實在是好。」另一位大開眼界的是文學家茅盾,他後來回憶:「我去一看,啊,話劇原來是這樣的!只有這一次演出《少奶奶的扇子》,才是中國第一次嚴格地按照歐美各國演出話劇的方式來演出的:有立體布景、有道具、有導演、有舞台監督。我們也是頭一次聽到『導演』這個詞…當時就轟動了上海灘。」

那一年,洪深31歲,他一舉將文明劇的誇張愛美劇的業餘推翻,以專業的方式改良中國戲劇觀念與形式。他的專業來自哈佛大學名師貝克(Pierce Baker)的訓練,同班同學尚有大師尤金.歐尼爾(Eugene O'Neill)。洪深受歐尼爾影響很深,曾有人指控他回國第一個劇本《趙閻王》受《瓊斯皇帝》影響很深,乃至1979年蘇雪林還在台灣聯合報上談這件公案。此外,他曾在紐約職業舞台訓練並與同好一齊將《木蘭從軍》改成英語劇公演過。

但是洪深豈止改良了中國現代戲劇的形式?如同當時所有的知識份子一樣,洪深也投身於戲劇改造社會的宏大理想。他說:「看戲是消閑的時代已經過去,戲劇是推動社會前進的輪子,又是搜尋社會病根的X光鏡。」文獻記載,他是抱著做一個易卜生的決心回到中國來的。易卜生名劇《傀儡之家》中的娜拉出走,應該是給洪深很大的震撼的。從他第一個電影劇本《申屠氏》(即是他以宋代烈女申屠氏的事蹟傳說編寫成的劇本)開始,洪深許多作品都呼喚女性主義式的覺醒與行動。《姊妹劫》(又名:《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中的姊姊舒綉文說:「這樣的上海不是我們女人造成的,卻要我們負責。」;《幾番風雨》中的二妹朱琳看到姊姊妹妹的悲劇,決定投身教育改造社會;《社會之花》中,女兒對被警察逮捕的父親:「不要灰心,有了錯誤,我們應當改正,我們是有前途的。」洪深對女性的心理與當時在觀念環境壓迫下的國境都多所著墨。女性可能一時迷失於安全感,或燈紅酒綠的都會奢糜生活,但末了總不免大澈大悟,勇敢地迎向艱辛的未來。

在那樣一個風雨飄搖、內憂外患的中國時代,洪深女性主義式的覺醒可能也多少象徵著中國全體老百姓的命運吧!在另一部由他編劇的電影《如此天堂》中,主角對於從無錫鄉下來上海找他的妻子說:「你不知道此地有多大的危險,這種好聽的音樂、彩色的燈光、油滑的地板、美麗的服裝、這種醉人的醇酒、迷人的歌唱、這些奢華、這些金錢、這些跳舞、這些歡笑、都是吃人的野獸,吸盡吮乾人類生命的血的…這一下我們總算逃出地獄的門。」洪深據此召喚全部人的出走。

洪深的行動派是建築在他個人面對社會的所有事情上。有過出國留學的經驗,他特別珍惜祖國的尊嚴,他一生最出名的事蹟之一,就是迎頭對抗好萊塢的辱華以及租借區殖民式壓迫與墮落媒體的沆瀣一氣。1930年美國著名默片諧星哈洛‧羅德(Harold Lloyd)第一部有聲片《不怕死》(Welcome Danger)在中國上海大光明戲院以及光陸戲院上映。因為內容辱華,洪深氣憤不過,當場登台向觀眾發表演講,要觀眾拒看以行動表現。當時觀眾紛紛離座退票,洪深本人卻遭戲院經理與印度、西方人的巡捕送警,被關數小時才被釋放。

羅德以機智矯捷著名,那個年代中國人稱那種圓框黑邊眼鏡為羅德眼鏡即以之為名。羅德轉有聲片的頭號作品《不怕死》,是說一名大學生被父親警局的同僚召回舊金山,協助他們偵查發生在唐人街的犯罪案。影片有兩個版本,無聲及有聲,在中國放映的應是無聲版本(現已佚失)。由於大家對羅德說話很感興趣,影片賺了大錢,也將羅德推向1920年代片酬最高寶座。但片中對中國人的描繪,百分之九十是負面的。洪深日後撰文說:「裡面許多中國人…做的都是些犯法作惡的事,如殺人綁票販土等。就全部看來,對於中國人是鄙賤、是戲弄、是侮辱、是侮蔑。我從前在美國時,對於僑胞有過相當的認識,覺得他們刻苦艱辛,在重重壓迫下求生存,富有革命性,永不忘記、永不羞愧,他們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不斷地幫助著在中國的中國人,決不如這張片中所誣衊的那樣壞。」

洪深的具體行動還包括立即提交抗議文,要求政府禁演此片,並將現有拷貝焚毀,也聯合九個戲劇團體在《民國日報》上發表「反對羅克《不怕死》影片事件宣言」,一時社會喧騰,支持者眾。洪深也控告大光明戲院,得到法庭中數百名觀眾共鳴。對於維護好萊塢的報紙《中國評論周報》的社論,洪深更迎面痛擊,點出主筆支領派拉蒙公司薪水一事。

這一場仗,洪深打得漂亮,一個月後大光明戲院登報道歉,國民黨宣傳部門及上海特別市電影檢查委員會宣布禁映,半年後《時事新報》也刊登了羅德對中國人民的道歉啟事。

對於好萊塢的文化侵略,洪深是以行動對抗,1932年好萊塢企圖在中國建公司獨占中國製片業,洪深也撰文「美國人為什麼要到中國來辦電影公司拍中國片?」,曹禺稱之為「民族英雄」,他說:「在租界帝國主義勢力那麼猖狂,那麼雄厚的時候獲得了勝利,表現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氣節。」

《姊妹劫》依曾經留美的我看,對洪深這種海歸心理轉變特別理解。在外國住過,就特別怕祖國不爭氣,也特別痛恨那些吃洋飯的洋買辦,希冀擁抱祖國的土地和人民。這也說明洪深為何在1930年代連續創作《五奎橋》、《香稻米》、《青龍潭》等「農村三部曲」。以及在抗戰期間,為何肩負起在大後方行走的救亡演劇隊的艱鉅任務。我有朋友的父親,當年在後方讀書,走了七、八個小時,只為看救亡話劇團一場表演,抗戰時代,戲劇與民族自尊心,團結士氣等社會使命結合,這是洪深先生的理想吧?

雖然洪深先生譯作過蘇聯普多夫金、愛森斯坦的戲劇論及表演論,但他是否思想左傾,我不敢下定論。他的確和夏衍、田漢都走得很近,但未必是共產黨的一分子,就如同歐陽予倩、老舍等一樣。是不是抗戰後的艱辛和對國民黨的失望使他再度出走,投入北京的新政權體系呢?我從蛛絲馬跡去探索這樣一位寄望於新中國的知識分子委屈心靈,她的女兒洪鈐在回憶錄中寫無意間聽到父親對母親說:「檢查交上去了,他們還是不滿意。」即使他已身居要官,代表中國赴蘇聯、東德、匈牙利、波蘭開會,他似乎仍是共產黨核心的局外人,在諸多充滿對夏衍、田漢溢美之詞的電影史論中,對洪深的著墨似乎偏少,像倪駿在中央戲劇學院系列教材的《中國電影史》中,僅將洪深歸類為「新知識份子」:「從整體上看,其早期電影作品雖然在思想深度和社會意義上不及同期的戲劇創作,但仍不失嚴肅。他的劇作比較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性格心理的刻劃,開了中國『心理劇』的先河」(p.18)

《社會之花》是這樣嗎?我以為洪深先生出身戲劇界,或許在創作上沒有30年代孫瑜那等詩意才氣,也欠缺吳永剛的鮮銳準確,他的演員稍微有誇張舞台腔,主題上除了女性娜拉式的覺悟及出走外,也少有專注的一貫世界觀。但是孜孜矻矻一手抓創作,一手致力於理論建樹,又孜孜不倦於教學、論述者,洪深仍是建立中國電影戲劇界典範之巨人。對於他著作等身的統計莫衷一是,有數據以為他共寫過36個電影劇本,44個話劇劇本,曾做過59齣電影/話劇之導演,出過10本書,40篇論文,開創過10個副刊/雜誌,並曾在六所大學教過書(謝晉、曹禺都是他的學生)。光這些事就夠他忙的,何論能夠專注於創作呢?從30年代期,他挾著西方菁英戲劇、電影思潮,引領中國電影戲劇迅速現代化,他創了非常多第一的紀錄——第一位將現代歐洲話劇帶到中國,將文明戲改為「話劇」,並提昇導演及演員地位者;第一位完成完整電影文學劇本規模者(《申屠氏》七段故事結構中富含電影術語如漸現fade-in、漸隱fade-out、化入dissolve等);第一位主持專業電影學校者(上海聞人黃楚九女婿曾煥堂創辦,由洪深任教務主任,曾培養出巨星胡蝶)。他也是第一位挺身好萊塢辱華/獨占產業的氣節人士。

因為特殊的資歷,使洪深能在中國近代影劇史上發光貢獻,他也是一位典型的知識份子在愛國救國的理念中委屈求全。在創作的道路上,他們為後人披荊斬棘,從理論到形式到表演,都身先士卒地開展出一條寬闊的道路來,他們引進新知,提攜後代,在整個中國豐富輝煌的影史,不時會閃出他們在背後的耕耘結晶。

我從有限的資料去了解他,環境時代變數太多無法清晰地拼出他的形象。幾張老照片中,洪深顯得方頭大耳,帶點江南人的秀氣,一派儒者風度,很難想像這麼一個儒雅的書生,會在群眾中奮戰高呼批判好萊塢電影;或在國民黨廬山教授座談會中挑戰政府抗日的決心;又或者在武漢當面痛責汪精衛的〈亡國悲觀論〉;又或者在學生被脅迫挨打時,挺身而出護衛乃至自己被毆甚至爾後兩耳失聰。

洪深的價值不在創作的個別表現上,他是整體的對中國影劇的長足影響,他的著作、他的教學、他的一生事蹟、他的文化外交、他的氣節。時代對他未必公允,但是歷史的雪泥鴻爪終究會浮現出一個鴻儒的身影。期待更多的資料與研究出現,給他公允的定位。

(本文作者為電影監製、北藝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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