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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導演楊力州──紀錄片上院線不是目的，辦學校才是我的理想

受訪中沈思的楊導──我們的問題似乎太傷腦筋了。（劉松頤拍攝）

訪問／編&撰：林木材‧王志欽
校訂：楊力州
時間：2011.12.09晚間5點25分到7點50分
地點：後場音像紀錄工作室
攝影：黃庭輔
拍照：劉松頤

我在學校剛開始學紀錄片的時候真的不清楚紀錄片的意義。我在研二的時候還曾想放棄，理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要繼續做下去。偌大的新店捷運站出口，散布了剛下課的學生，我跟負責攝影的同仁黃庭輔（他也是紀錄片導演）和幫忙拍照的朋友劉松頤（他也是影像工作者，算是紀錄片的生手），一行人也算是浩浩蕩蕩，站在捷運車站四處張望，就是還沒看到偕同採訪的林木材──他是我特別邀來確保這次訪談品質的影評好友。木材稍微晚到是因為天氣，實屬無奈。我們約在彷彿是台北文明的另一個角落的新店，是因為今天的碰面地點就是在捷運附近的後場音像紀錄工作室──楊力州導演的根據地。雖說是導演的地盤，但這次訪談幾乎遲了半個小時才得以開始，因為光是跟大樓管理員周旋原本預定在住宅區的接待大廳進行訪談，就花了一些時間，最後還是遭到否定，因為我們沒有事先提出申請，保全人員沒有收到通知。制度問題，又是無奈。

雖然這個開場白似乎予人一種抑鬱的氛圍──就像許多台灣紀錄片透露出來的氣息那樣，似乎更貼近楊導的工作性質，不過之後的整個訪談過程卻是愉快的，若以過去對楊導的印象來說，用「痛快」來形容或許也不為過！因而這場本來預計一個半小時的訪談，延長到兩個半小時。若非楊導工作室的同仁不斷從門縫遞紙條進來，要請楊導處理幾個重要的決定，這場訪談或許還可以更久。

與楊導的結識，是2003年在文化大學推廣部所開辦的「桌上電影運動」的課程上，作為當時的課程負責人，對於楊導的謙遜與溫和，印象十分深刻；然而在課堂上看到他播放早期作品如《我愛(080)》、《畢業紀念冊》等，卻感覺到他的反叛性，特別是《過境》這部與原委託單位想像相左的《雙瞳》拍攝實錄紀錄片。沒想到幾年沒見，楊導卻一下子從2006年的《奇蹟的夏天》開始，幾乎成了院線紀錄片的代名詞。只是，他的每部紀錄長片都上了院線，可是他看起來「賞心悅目」的紀錄片卻依然會激起爭議的漣漪。

就在訪談前，密集地追憶這段與楊導不那麼熟悉的時光，慢慢在心中也泛起了一些疑問。這種拉扯就像楊導作品中本身就帶有的衝突性：如何在瘋狂邊緣揭露一個體制的問題（《我愛(080)》）；一場重要的比賽，為何結果卻有很強烈的延宕（《奇蹟的夏天》）；在惡劣環境下勉強拍攝時，如何將拍攝者自己的求生意志傳達給觀眾（《征服北極》）；在記憶系統全然不同於正常人的中、重度失智老人群中如何探掘出真正的過往（《被遺忘的時光》）；乃至於作品放映之後引發的巨大爭議，一度使得創作者自己懷疑職業正當性的（《水蜜桃阿嬤》、《活著》）。

可是我們壓抑住這份心情，專注在一個重點──使楊導被提名金馬獎傑出電影人的理由──：將紀錄片推上戲院的努力；只是楊導反而不斷強調「上戲院並非目的」，不過他倒不諱言，希望紀錄片這個片種能夠比過去更為大眾所接受與重視。

無論如何，關於楊導的生平以及他與紀錄片之間的情誼，在《紀工報》上已經有一篇非常豐富的「長談」了，這裡無須贅述，這些資料無疑也讓我們可以更放心地針對其他我們更感興趣的主題進行訪問。

儘管我個人對他這幾年的變化更感興趣，但基於上述的因素，我們的訪談一開始還是從更早遠的時間點出發……。（編者）

問：記得您去唸南藝大的紀錄所是誤打誤撞，至今也十幾年了。一般的問題通常是問「美術背景對您的紀錄片創作有什麼影響？」但我想反過來問：學院裡的紀錄片訓練對當時美術系畢業的您來說，有什麼不同的刺激嗎？

楊力州（以下簡稱楊）：更精準的講，我不是美術系背景，我讀的是應用美術系，事實上是偏向商業設計，有一些學弟妹去考輔大應用美術系時，還會以為那是商科，所以應用美術大概是介於美術和商業設計之間的。我大約是大二之後才開始接觸到影像，那時我有一台攝影機，所以就開始東拍西拍。但真正比較開始認真學習影像是在大四，那堂課叫做「廣告影片製作」，我對於影像的正式學習是從學習廣告影片製作開始的。這東西有沒有影響我的影像創作，我覺得應該是有吧；至於有沒有協助我拍紀錄片之餘能夠維生，那肯定是有！因為我們現在主要收入來源還是做商業影片。 　

我是教書教了兩年想離開，才去報考電影科系的，第一次去電資館時就遇到黃庭輔，我那時候也沒有只在看紀錄片，大都在看劇情片，那時候的確不知道音像紀錄所是只跟紀錄片有關。我去台南藝術大學是全部從零開始的，我在南藝的學習過程是全新的開始，跟我過去的成長是完全不同的。第一個是環境，我從小到大求學都在台北，這是我第一次在別的城市待那麼久的時間，這個城市對我而言是陌生的，還有城市的文化氛圍，我是第一屆的學生，我記得學校總共只有58個學生，老師一大堆，學校也還在蓋，像個大工地一樣，對我而言，那是一個新的世界和刺激；第二個是學校的學習，一個新的學習刺激，就像我大學讀的應用美術系，甚至我大四修的「廣告影片製作」，都還是在商業的運作領域裡，但在南藝，我是第一次接觸到政治經濟學，接觸到對我而言高度且陌生的人文學科，這樣的影響很大，我想應該這麼說，是因為我進南藝之後把過去學習的東西都丟開了，對紀錄片的學習而言是從零開始。

第三個是同學。我記得入學後有好幾個晚上，都會播映同學的入學作品，那是我在上課之前很大的震撼。我第一次這麼密集地看紀錄片作品，除了我們普遍認知的典型表現方式或語法之外，我也看到很實驗的作品，譬如吳耀東拍一隻貓，他要去搭凌晨4點6分的火車，所以他更早之前就騎摩托車出門，過程中看到路邊有一隻剛剛被碾死的貓，他就停在路邊架好攝影機拍攝，等待下一個輾過貓的輪子，拍完之後就繼續去搭火車了。過程沒有任何人說話或旁白，雖然稱不上實驗，但有非常強烈的情緒及不安的氛圍，我當下好震撼喔。有些作品一看就知道是傳播科系畢業，配上旁白，但也有這種很特別形式的。我記得還有個女同學的作品是動畫，拍芭比娃娃和肯尼，娃娃們突顯女性意識的論述，這對我而言是一個全然新的世界。這是我對紀錄所的最初印象。

現在有時候會聽到有些人說南藝的作品大概就是那種類型等等，每次有人這樣評論我都覺得奇怪？因為我記得同學們的作品都是各式各樣，長相都不同的。有紀錄片，有動畫，有溫馨的，也有嘲諷的，各種都有。三年的學習中，偶爾會接觸一些外面的影片，可是我大部分對紀錄片的認知與學習，都是來自於這個學校的老師、同學或是環境與自己的某些連結。

問：您剛開始學習紀錄片到現在成為一個專業紀錄片工作者，在這個過程中紀錄片的意義對您來說有沒有不同或改變？

楊：我在學校剛開始學紀錄片的時候真的不清楚紀錄片的意義。我在研二的時候還曾想放棄，理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要繼續做下去。我身旁的人除了小倩（朱詩倩）之外，我爸媽是很緊張的，覺得我在高中教書教得好好的，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我從大學就喜歡影像，可是我沒有真正影像的正式學習，只學過一些攝影技術，所以進南藝對我而言就是一個很好的地方與選擇。

開始拍攝之後，我對紀錄片的某些意義和想像變得非常複雜的，每個人告訴我的意義都似乎是成立的，反而離開學校後自己才比較認真的想這個問題。嗯……這個意義很模糊，如果還是要用名詞講出來，我會說是「改變」，紀錄片裡面的改變，或是紀錄片完成、紀錄片播放之後的改變，或者是對拍片、被拍的人的改變、或對環境的改變……等等，我很喜歡這個改變。我其實前段時間整理了過去大學拍的東西，找到了一卷錄影帶，就是一台攝影機對著人拍，請班上同學輪流對攝影機說自己未來要做什麼，有點像時空膠囊。現在看到我講的內容還很害羞，我那時候很喜歡李宗盛，我就說：「希望我以後能像李宗盛一樣，用影像改變這個世界。」我在大四畢業前居然會講這種話，可是老實說，那時候拍攝紀錄片在我生命中是沒有存在可能的。所以你問現在的我，我會覺得我還是和大學時的期待一樣希望這個世界有所「改變」。大學時我唯一印象比較深的紀錄片是《月亮的小孩》，這是我記憶中最深刻的。紀錄片的部分只有這個，其他都跟紀錄片無關，反而跟劇情片和藝術表現有關。但總之從大學以來我一直喜歡「改變」這個意義。

楊：那是離開學校之後的事了，我抓不準是哪一年。南藝的作品露出大多是在校園或影展上，後來拍完《我愛(080)》就畢業了，然後和公共電視合作，開始跟觀眾有所對話，才開始意識到紀錄片的「改變」力量是存在著。但當時的「改變」力量我個人覺得還是非常小眾，就是紀錄片愛好者或是拍片創作者，一種相濡以沫，覺得紀錄片是有影響力、可以改變世界、但是方法仍不知道如何應用，總覺得我只要去拍出一個有力量的作品就可以了。這幾年則是因為做商業性的映演，接觸到的人是一般觀眾，往往他們給你的回應是很直接的。比如說以老人議題來說，觀眾會直接回應，喔…..原來失智症是這麼一回事啊，原來也可以這樣看待事情，原來我好像可以對自己的長輩做一點什麼事吧，那個「改變」是從觀眾的角度看到的，是更寬且更廣泛的。

（以上節錄自本館近期出刊之第149期《電影欣賞》雜誌，〈台灣電影的基石──他們的默默耕耘才有電影的精彩〉專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