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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勞、任怨、任謗是我在中影的服務精神

──專訪明驥老總

 訪問者：黃建業

訪問日期：2001年1月20日

明驥，1973年起任中影副總經理兼製片廠廠長，1978年從梅長齡手中接任總經理，負責整個製片工作。上任後，明驥訂定「加強政令宣傳、促進海內外影人合作」等的目標，帶領中影走過軍教片階段、政宣片階段等階段，進入新電影階段。在軍教片時期，他承襲梅長齡的路線拍攝戰爭軍教片，如《黃埔軍魂》、《血濺冷鷹堡》等，也試圖以大製作的《源》打入國際市場，可惜無功而返。於是中影投入鉅資改拍政宣片，但這些影片已與社會環境脫節，觀眾不感興趣，使中影在1982年上半年對電影界的影響力不如從前。然而自1982年下半年起，明驥引進一批年輕幕僚，包括小野、吳念真等人，在他們建議下，中影用低成本的預算，大膽起用新人導演，拍攝出不同以往電影風格和內容的影片，開啟新電影時期。《光陰的故事》是此時期所攝製的第一部電影，結果在影評與票房上獲得勝利。後與萬年青電影公司合作拍攝《小畢的故事》，票房、口碑均佳。1983年再度起用新人，改編黃春明小說，拍成《兒子的大玩偶》一片，且陸續又與其他電影公司合作許多以新導演所拍攝的電影，成績斐然，使中影重新建立電影界龍頭的地位，明驥在推動台灣新電影上，可說位於一個重要的關鍵點。1984年自中影退休後，轉往文化大學俄文系擔任教職。

問：能否請教明總，您進入中影的始末？

明：中央電影公司梅長齡總經理的時代主要的製片主題是抗日。為什麼這個時候主要都拍一些抗日戰爭片呢？那時中共說是抗日是他們打的，國民政府抗日是一個次要的角色，他們才是主要的角色。這完全是一個顛倒歷史事實、荒謬的一件事情。所以當時在他五年半總經理期間，就製作了像《八百壯士》、《英烈千秋》、《筧橋英烈傳》、《梅花》，有陸軍、空軍的影片。梅先生為中影製片及財務奠定了良好基礎。

到民國67年的6月27號，我接中央電影公司總經理，我的任內大概分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是《黃埔軍魂》、《一個女工的故事》、《香火》、《錦標》、《天狼星》，《血濺冷鷹堡》是一個間諜的故事，柯俊雄演得很不錯的；《西風的故鄉》是恬妞主演的，還有《花飛花舞春滿天》、《皇天后土》、《緊迫盯人》。《Z字特攻隊》，這是跟澳洲合作的；另外還有《大湖英烈》、《辛亥雙十》、《龍的傳人》和《大遠景》。

80年代，就是現代的有：《光陰的故事》、《老師，斯卡也答》，還有《小畢的故事》、《海灘的一天》、《小爸爸的天空》、《竹劍少年》、《霧裏的笛聲》、《兒子的大玩偶》、《戰爭前夕》。在80年代初，為配合所謂新電影的政策，開始拍攝了一系列特具風格的電影。那時候，我們還不知道外界有這麼重視。香港邵氏電影公司總裁邵逸夫先生為了考察台灣新電影，特別遴選了四部影片觀賞。我們自己覺得，社會觀眾已經完全接受了。

我覺得中影有它階段性的任務，梅總經理的階段性任務，應該是告一段落。我這個時候階段性任務，最重要是面臨到兩大問題：一個就是中共的統戰，對台灣的統戰、對海外僑胞的統戰都非常的強烈。另外一個就是台獨，這個時候有些人，不認同台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兩個問題都是非常嚴重的，與我們中華民國的生存發展都是息息相關的。所以在我做總經理這六年多當中，前三年我製片的主題重點，是以反統戰、反台獨為我整個影片主題的範疇。但是觀眾往往會排斥：「你要做宣傳那是你的事情，我不接受！」所以幾乎到今天為止，我才公開說，我第一階段的製片主題，是以反中共的統戰、反台獨為主題。因為我要公開這樣講的話，那觀眾就會排斥、不接受，一旦排斥不接受，那就達不到我們文化宣傳的效果。

所以這個政策決定了我實際作為方向，根據這個政策，第一部影片就是《皇天后土》。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如果《皇天后土》成功了，整個的反共影片，會開拓一個新的局面、新的風格，也是給觀眾一種新的看法，有一種新的了解、新的形象。

《皇天后土》說起來很容易，但在當時做起來是千辛萬苦。第一，就是我們的人那些根深柢固、傳統八股式的反共影片觀念，以及製作的方式，以及大家對反共影片的看法：「反共影片就是那些事，就是把中共描寫的愈醜，愈不像個人，就愈好。」而事實上，如果我這樣去做的話，那就非失敗不可。所以《皇天后土》可以說是我的一個想法，然後交給製片部他們去企畫、去發展。

因為我在中影公司以前，對於大陸的情況之研究將近有十五年的教學經驗，所謂敵情教育。而且我從金門到國防部到心戰總隊，有連續六年的心理作戰經驗。整個紅衛兵期間，剛好是我在金門的時候，那時我參加一個心戰指揮部，那是臨時成立的一個任務組織，我被調去那裡做心戰指揮部的參謀長，實際上是負責金門的心戰心防。在金門兩年多以後，調國防部心理作戰科的科長，主管對中共的心理作戰。那以後，又到實際心理作戰的作戰部門當參謀長，當心理作戰總隊的副總隊長。以我從教學研究中延續，以及做心戰實際對中共的了解，那時沒有武力戰，真正作戰的方式只有心理戰。所以我用這個基礎，產生這部反共宣傳影片的概念。

但大家都知道，製作這樣空前創新格調的政策性電影，所牽扯有關單位相當多，包括中央的政策單位，我們開過二十五次的協調會。在第二十五次協調會，大家才一致接受我這種觀念，才取得共識。如果沒有二十五次的協調會議，這個反共影片拍了以後，首先中央要來試片、檢查，中央通過了以後，再送新聞局電檢，新聞局通過了以後，才取得准演執照，我們才能夠跟觀眾見面。這個時候如果大家有意見，來封殺，那《皇天后土》大概就可以叫我跳黃河了。所以這是在沒有製作之前的工作。

另外在《皇天后土》製作環境的條件上，我們面臨到很多困難。許多場景都要在冰天雪地裡拍攝，許多場景都是大陸有關機關。例如大陸的科學院，因為秦祥林從海外回來後，在科學院工作，我們在製片廠就花了4百多萬元搭了一場中共科學院的場景，而且這個景不是一般的，期間曾經颱風要來，那個時候我在香港就是禱告，如果颱風把這個場景吹垮掉，那真是不得了。另外，中共在冰天雪地裡龐大的勞動改造農場，在台灣都找不到。所以那時候好在我們跟南韓的關係不錯，幾乎三分之一的戲，都是在海外拍攝。

這部戲雖然遭受到各種條件以及環境的限制，總算大家努力完成了，還不錯。起先我們開始的編劇是鄧育昆，有才華，但是這個年輕人就是推託、拖拉，拖了幾個月，真是好話都說盡了，還是不能完成。所以最後沒有辦法，我們只好自力更生，由趙琦彬先生接著編劇。《皇天后土》，每一個重要的場景我都要參加討論。固然在電影方面我是學徒，但是對於影片如何切合當時中共文化大革命現實的情況，我比他們更了解。所以當時重要的劇情，我幾乎都會背，白景瑞白導演也有個性，趙琦彬人是很好，但是也有個性，所以有時候為劇情爭得臉紅脖子粗。不過大家都不錯，爭了以後，大家都沒有成見，還是一團和氣。因為大家有一個責任感是怎麼把《皇天后土》這部影片拍好。

拍好了後，《皇天后土》正等於劇情背景的災難一樣，這個影片也受到很大的災難。最大的災難是在香港上一天就禁演了，這有沒有道理呢？我在香港午夜場連坐了五天，香港上片都是先要做午夜場，你們都知道。那真是感人得很，每一個戲院都是滿滿的，總有三、五百人買不到票進不去，午夜場就這麼轟動。午夜場以後才協調檔期，因為當時反共影片大家都不看好，好不容易協調到檔期，當然我們也感謝邵氏公司邵逸夫先生的幫忙。結果上一天，突然下午7點多鐘一個炸彈在我心裡爆炸了：「什麼？香港禁演這一部影片。」

香港是一個前哨站，是我們對中共政治作戰的主要戰場。香港這一個戰場如果我們打贏了，我們的效果就可以說是慢慢達成了。雖然禁演受到很大的損失，但是禁演反而更促使全世界都知道這部影片，所有海外的華人都想看這一部電影的廬山真面目。所以它也為我們做了一個很大的宣傳，這一部影片在國內受到肯定，在海外也受到肯定。

除了這部反共影片《皇天后土》，接著談談《苦戀》。我們不僅自己要來編劇拍攝反共影片，我還用大陸的編劇來拍攝反共影片，這樣子更客觀。大陸白樺先生也就是中共的黨員，白樺就是中共文宣單位的工作者，由他來反共，批評共產黨各種不合理的情形，那應該很真實的。所以我以20萬塊錢的代價買了白樺《苦戀》這部劇本，不知道白樺先生後來在香港銀行有沒有提款，他不自由，不能提，後來開放的話，白樺也可以提。

所以《苦戀》大體上，雖然沒有《皇天后土》這部電影影響這麼大，但在反共的影片當中，這部由王童導演的片子，拍得還是相當成功的。全世界公認的文學家，公認的反共俄國人索忍尼辛先生，他到我們台灣來訪問時，吳豐山先生整個行程的安排，都有同我商量。當時，想要索忍尼辛先生抽出三、四個小時的時間，都不容易，好多單位想要邀約。結果索忍尼辛先生就在我們製片廠逗留了4個半小時，當時媒體記者有五十多人在場，我親自接待索忍尼辛先生。我先給他做了十幾分鐘的簡報，說明影片的劇情，然後再請他看這部影片。非常有幸的，前十幾分鐘我一邊看一邊用俄文解釋，影片上有英文字幕，在15分鐘後，他說不需要解釋，英文就可以看得懂。

看了這部影片後，用我房間那個大理石上，提了幾個字，索忍尼辛先生，他說：「首先恭喜中華民國，你們反共還有一塊自由的土地，供你們有條件製作這部電影。我們俄羅斯也要反共，可惜我們沒有寸土片地製作這樣一部影片。」他說：「《苦戀》這部影片，是全世界反共影片當中，最好的一部。」

(本文節錄自本館近期出刊的第152期《電影欣賞》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