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101P_國家電影資料館 電子報部落格

文／謝佳錦

【編按：今(102)年適逢台灣影史上第一家較具規模的民營電影公司—國聯影業創立50週年，本館即將出刊的第155期《電影欣賞》雜誌特別製作專題，探討國聯對台灣電影發展的多重意義。本期電子報先行摘錄其中一節以饗讀者。】

1963年是台灣電影史關鍵的一年。這一年有三件大事發生：其一，香港邵氏的《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台上映，引發空前熱潮，《梁祝》一舉打破當時所有票房紀錄，改變西片為尊的發行系統。其二，龔弘接任中影總經理，提出「健康寫實」路線。就市場面來說，「健康寫實」是對香港黃梅調電影攻城掠地的反制；從技術面來看，自力完成的彩色闊銀幕，標誌台灣電影走入國際潮流的企圖。其三，《梁祝》導演李翰祥離開邵氏，來台創立國聯影業，這是台灣第一家具規模的民營電影公司。

簡言之，《梁祝》改變了發行生態；健康寫實與國聯，分別代表體制內的改革與體制外的刺激。這三件事互有關聯，並導向一個趨勢：台灣國語電影製作的起飛。 本文焦點將落在較不為人熟知的國聯影業，主要整理自焦雄屏《改變歷史的五年：國聯電影研究》。雖然本書是十年前寫成，但至今仍是這主題最權威、也是唯一的專著，為了便於讀者快速了解國聯的來龍去脈，因此選擇濃縮該書。

緣起：邵氏、國泰惡鬥 意外在台結果

或許，沒有《梁祝》的大紅，就不會有國聯。但《梁祝》只是引爆點，國聯真正的緣起，得追溯到國泰與邵氏兩家公司的仇怨…。

1955年，在星馬發行影片的國泰機構為了穩定片源，接收了聚集上海編導菁英的永華公司，開始拍起電影，之後改稱電懋。國泰財力雄厚，講究品質，票房大好，可以說獨霸國語片市場。當時也在星馬做發行的邵氏，在香港也有製作部門，卻是因陋就簡，成績遠遠不如國泰。不過，這個局面在1957年起了變化。本來在南洋做發行的邵逸夫赴港接掌製片，撒下重金，搭建邵氏影城。兩大龍頭開始激烈拼鬥。

這場競爭毫不君子，兩邊除了互相挖角外，還有一種將對手「擠」出市場的作法，就是拍雙胞影片：當國泰宣佈籌拍《武則天》、《楊貴妃》時，邵氏便派李翰祥搶拍，迫使國泰放棄；當主演《寶蓮燈》的林黛自殺，邵氏尋覓替身之際，國泰即趕拍上映。邵氏版《梁祝》即是這場廝殺下的產物。它是為打擊電懋版（嚴俊執導）而生，票房成績也將兩大影視龍頭的仇恨衝到新高。

連番的雙胞影片對決裡，邵氏之所以多次取勝，與李翰祥的才華脫不了關係。李翰祥年紀雖輕，已是邵氏的招牌導演，與老牌的岳楓、陶秦、羅臻並稱香港電影「四大王牌」。他的《貂蟬》打破港片紀錄，開啟古裝黃梅調風潮，之後幾乎部部票房、獲獎保證，是打下邵氏江山的大功臣，他也為邵逸夫設立服裝道具部門、攝影棚排期等，奠定片廠基礎。

《梁祝》成功後，邵氏摩拳擦掌，擬原班人馬再來一部《七仙女》。但《梁祝》的走紅，不但加深邵氏與國泰的嫌隙，也結了新仇家──台灣的聯邦公司。聯邦原本是邵氏在台灣的發行商，但邵氏因為電影受歡迎，提高價碼，聯邦無法負荷便中止合作，詎料第一部放掉的竟是《梁祝》，惱怒之下轉而與國泰結盟，共商挖角大計。

挖角：《梁祝》三巨星：李翰祥、樂蒂、凌波。

在國泰慫恿下，樂蒂最先響應，她謊稱有病，罷拍邵氏版《七仙女》，等到邵氏發現時，已無力挽回。樂蒂本來是邵氏當家花旦，跟新人凌波合作，竟幫凌波抬轎成超級巨星，因而感到受冷落。李翰祥則因《梁祝》未分紅利，又有人在老闆面前造謠攻擊他，再加上長久積累的待遇問題，包括導演薪水太低，不受尊重等，心生不滿；同時，凌波也首肯跟他一起另起爐灶（凌波本來都演小角色，因李翰祥在《梁祝》特別拔擢而身價翻漲），於是他躊躇滿志，在國泰老闆陸運濤跟聯邦公司承諾支持財源後，毀約出走。

原本，李翰祥要在香港的亞洲片廠另拍《七仙女》，與邵氏打對台，但邵氏祭出法律手段，以合約未滿為由，不讓他在香港拍片，於是他聽從國泰及聯邦的建議，轉往台灣打天下，意外為台灣電影打下基礎。

脈絡：公營片受制政治 民營片粗製濫造

1963年12月，李翰祥帶著朱牧，經常為他編劇的王月汀、宋存壽、劉易士，廠長王新甫，佈景曹年龍，作曲家周藍萍（未久留）等數十個工作人員抵台。演員部分，凌波被邵氏高薪留下，所以只帶邵氏南國實驗劇團的新人江青與汪玲為基本演員。公司設在台北市泉州街一號，稱「國聯影業有限公司」，「國泰」、「聯邦」各取一字。

這批影人來台有何重要呢？

當時，台灣生產劇情片的公營機構有三家：中製廠、台製廠、中影。從政治經濟結構來看，分屬「軍、政、黨」三方，背負政治宣傳的使命。從組織的專業取向來看，中製廠隸屬軍方，擅長拍軍中康樂、社教短片，主要任務是拍新聞紀錄片；台製廠屬於省政府，擅拍新聞、紀錄片、社教短片；三者中最具規模的中影，隸屬國民黨，同樣拍社教短片外，也是唯一擅拍劇情長片的片廠──只不過是「反共抗俄」的影片。

民營機構方面，1955年起，有一些民營公司拍台語片，焦雄屏寫道：「台語片多半製作價值低，以民間戲曲／傳說／話劇為主要題材。雖然意識形態不似公營片廠產品那麼僵硬，但趣味集中於部分地區，未能全面普及，也對國語影壇造成不了威脅…不但品質、趣味比不上港片／西片／日片，產量也十分有限。」

公營機構死板，民營機構粗糙，整體製作能力的弱勢，具體反映在十大賣座國語片幾乎都來自香港，甚少本土製作。1960到1963年的十大賣座國語片裡，只有六片是台灣製作，其中還有三片不純──《海灣風雲》是中影跟日本合作，《天倫淚》（中影）請了香港來的導演易文，《吳鳳》（台製）請了香港來的導演卜萬蒼。

至於台語片的質量及發展問題，根據李泳泉《台灣電影閱覽》（1998）的研究，台語片產量其實並不少，1956年到1970年間產量破千，固然攝製條件差，敷衍了事者有之，只能抓本土市場，無力擴張海外，但推行「國語運動」的政府放任自生自滅，甚至電檢刁難，報章雜誌漠不關心，都是造成限制台語片成長的原因。

姑且不管台語片數量多寡，可以肯定的是：台語片不被當局接受，而（國聯的）國語片合乎期待。李翰祥剛來台時跟政府關係友好，國聯與台製廠合作的超級鉅片《西施》源自蔣經國的建議，李翰祥本人甚至榮獲1965年的十大傑出青年。據《電影人生：黃卓漢回憶錄》記載，蔣經國要黃卓漢回香港後，告訴製片界的朋友，如果香港拍片有困難，可到台灣來，他一定全力支持；國聯最後虧損幾千萬，亦是國民黨出面擺平。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國聯與健康寫實，既合當權者意，又有資源，一者由外，一者由內，成就台灣電影起飛的可能。

(本文摘錄自本館即將出刊的第155期《電影欣賞》，作者觀點不代表本館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