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服、臉孔、與卑屈的主體:《最後一笑》
變形與臉專題活動前言


陳平浩

  穆瑙的《最後一笑》(The Last Laugh,1925)除了影像上鮮明的表現主義風格之外,也延續了1920年代德國室內劇場 (Kammerspiel,Chamber Drama) 的關注:場景多為窄仄、封閉的室內空間,搬演人物幽暗扭曲的內在風景,尤其是中下階級髒污悲慘之卑微社會處境。

  一位大城市飯店的門房人員,制服光鮮筆挺,令他似乎能夠從卑污的下層生活中脫離升華、可在陰暗狹窄的鄰里街坊中昂首闊步奕奕發光。然而,一次工作失職令他丟了門房工作,罷黜成一名地下室洗手間的服務人員。屈辱難耐之下他竊回那一套被迫繳出的漂亮制服,試圖藉此欺瞞親友,維持他往日的威風與尊嚴…。

  這是穆瑙唯一碰觸資本主義社會剝削以及階級分化議題的電影;然而,穆瑙卻以表現主義傳統中對於「表層vs.內裡」、「銀幕上的光影vs.底層的潛意識」之辯証的觀看角度,聚焦在一件「制服」上,但卻意外涉入了「卑屈主體」的哲學議題。

  觀光大飯店作為現代大城市的「門面」,正如門房身上的制服代表了飯店的門面。門口那一扇從不停歇的玻璃旋轉門,在上流人物忙碌進出之際,同時也搖晃了、旋扭了、交錯了此一玻璃門所同時折射 (refract) 與反映 (reflect) 的光影,使得片中影像處於一種持續流動的狀態。這是城市之流,也是影像之流。或許正因為玻璃門之旋轉與城市影像之流動,連帶地使穆瑙在此片中的運鏡手法十分驚人,幾乎實驗了所有可能的攝影機運動,成為此片名列影史經典的原因之一。或者說,穆瑙藉助此一現代城市的場景,讓表現主義劇場中相對靜止的黑白景片,被裂解、迴轉、翻滾,形成了萬花筒式的流光碎影。此外,「玻璃」此一看似開放實則隔離、透明其實又不透明的矛盾介質,正好是現代城市的建築特色與核心特質(甚至也是威瑪民主體制的深層結構)。而「旋轉玻璃門」,也隱喻了威瑪文人克拉考爾 (Siegfried Kracauer) 所分析的「飯店大廳」(lobby):在熱絡的流動與進出之際,卻僵固化、隔離化、冷漠化了城市裡的現代人。

  另外,門房的那一襲制服,也是大城市/現代社會/資本主義體制中「卑屈主體」的隱喻。似乎,個人此時必須要被納入、編入一個格式化體系,穿上由體系所縫製、分派的那一件使個體成為「有用(useful)和有效(effective)之人」的劃一制服,人才有機會工作勞動、才能夠從中建立尊嚴、意義、與主體,人才得以成為「人」。是故,當那位門房的制服被脫除、剝奪、沒收之後,原本高大魁梧的發光身體,立時皺縮成好似廁所陰暗角落的一件物品;原本鬚髮張揚的煥發臉孔(此乃人類內心的外顯),也因制服剝落而頓然黯淡失神、幾乎喪失人類所獨有的臉孔與表情。人格尊嚴必須建立在外貌制服上,主體建立的憑藉,也在一套公司制服上。或許我們可以循線追問:虛幻之影像與戲院的銀幕,是否也正是現代世界得以建立和運轉的內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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