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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靚蓓 　　　全文連結

當陳國富談起他在那邊的工作狀態，讓人看到，他過去的不是一個人，而是帶去一組人、一個文化生態

陳國富：其實圈內都知道我很早開始往那邊跑，一開始是幫美國人監製電影，所以開始跟那邊有接觸，我原來是比較不喜歡變動。 像以前我跟侯孝賢參加電影展，碰到李安，李安也跟我講，我記得是我的第一部片子，碰到他的《喜宴》，在瑞士，他說，你的背景應該要多參加影展，要多說、多介紹自己，就詢詢教誨了一番，我當時聽他說，覺得非常有道理，但是很快的，我就發現我根本做不到。我為什麼做不到呢？ 因為我英文可以，所以跟侯孝賢一起的時候，我就充當他的翻譯。那時候預算都很拮据，你出國參加電影節，政府都不會給任何資助的，因為他還沒有這個概念，所以孝賢都是靠什麼，都是靠去年在那邊得了最佳影片，人家給他獎金，可是他拿不到，因為他沒去。所以今年我們就先借錢買機票，他到那邊領去年的獎金，我跟侯孝賢開始是這樣子的。然後就在我幫他翻譯的過程中，我發現我非常不耐煩，其實問題都大同小異，我翻煩了，有時候人家問他問題，我沒翻就自己幫他回答了（哈哈哈），其實非常的不專業，後來我去很多國家做宣傳，知道專業的翻譯應該是怎麼樣的，哪怕問題再愚蠢，你都要如實翻。

陳國富(圖片提供：兩岸電影展)

有一兩次我發現侯孝賢不太高興了，因為他聽不懂，所以他不知道怎麼這個人問完我就直接回答了，從此也種下我對參加影展的厭惡感。我年輕時真的覺得影展是電影藝術的搖籃、庇護所，後來發現完全不是這樣，它根本就是個公關秀，說到底還是生意，所以我就沒有遵照李安的教誨。

後來我確實看到，不論是他、孝賢、藝謀，確實在這方面做的非常好。我記得藝謀、李安都講過類似的話，就是說，別人問你這個問題，下一個問一樣的，但是對他們來講，他們都是第一次問，所以你要當作你是第一次回答這個問題，他們是用對方的角度來想的，這方面我沒有學會。

但是在電影的製作上面，我是用這種心態來從事電影，因為我老是會想起為什麼我小時候喜歡看電影。所以你要我去拍一些把自己的小煩惱無限放大的電影，我是有問題的﹔我覺得當時會吸引我從事這個工作，就因為我很享受到一個大電影院去、很多的觀眾、在一個烏漆嘛黑的環境裡、被銀幕上的東西吸引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為什麼會一直偏離台灣文藝電影的路線，之後往比較大眾電影的路線走，其實跟這個有關。我昨天也開孝賢一下玩笑，我們以前一起去看電影時，你也跟我講，你要拍商業大片啊，結果都沒有。所以可能我比較堅持這個吧，我比較堅持我要做「面向大眾的電影」。哪怕我自己做不到，我可以幫別人做。所以我去大陸，後來長時間留在大陸，也跟這個有比較多的關係。

因為大陸的市場，以及現在世界對華語世界，或者說，對一個中國概念的想像空間比較大，所以不論是從純粹創作或生產一個影視產品的概念去看，你的戰場都會比較大。

譬如我前年監製了一部《李米的猜想》，它可以這麼小，而且當初在構想時，就不指望它賺錢，沒想到後來名利雙收，女主角周迅連連得獎不說，片子的口碑好，票房也好，因為上片時我們嚴密控制發行步驟。包括我們去年投資了一部德國政府注資的片子《拉貝日記》，是真人真事，類似《辛德勒的名單》，主角是個納粹，後來他利用納粹的名義在南京成立保護區，不讓日本人進來，南京大屠殺期間保護了很多中國人；這部合拍片是今年柏林電影節的首映，評論非常的好，一開始我們就知道它不會賺錢。但是我也會做《狄仁傑》這樣的戲，徐克執導，有劉德華、劉嘉玲。

因為大陸市場可以容忍你想像不同的各種電影類型和各種規模。這個對一個電影人來說，哪怕是台灣的電影人來說，都是極具挑戰性的。因為首先你語言是可以通的，我們比香港人跟大陸人溝通的方式還要暢通，我講的不只是口音，還有你的思考習慣，譬如說我們對工作負責的態度，我們對服務的理解，對什麼叫做service的理解，還有我們對行銷的概念marketing。

我跟華誼兄弟合作之後，他整個的行銷部主管全都是台灣人，過去博偉、中環的人才，都是我回來臺灣interview，當然我要先知道他們有這個意願。大概在台灣也很悶吧，市場萎縮，你所做的東西、創意都會變得比較保守，有些工作人員就比較鬱鬱不得志。我說︰「很好，大陸有個這樣的戰場。」其實你帶過去的，不只是你在延續你過去的專業，實際上你是在用一種文化來豐富另一種文化。

現在整個華誼的行銷部門主管全是台灣人，影院建設也是台灣人，他影院建設的設計者是當時蓋台灣華納威秀的那位澳洲人史帝夫。

其實我當時去的時候，也不知道我會給大陸最大的一家民營娛樂集團帶來這樣的影響，我當時只是從一個監製的角度去看，因為跟他們接觸多年，這些年來，也做了一些成功的作品，彼此信任，也可以相處。但是我去了以後，發現，原來有這麼多的空缺需要補上，在大陸，這個行業開放民營還是很新的事情，還沒很多這種專業人才，比如說marketing是個什麼概念，要怎麼評估，拷貝發幾個，公關費用應該打多少預算，海報、預告應該怎麼退，這部份他們還很嫩，還在努力學。七、八年前，大陸就努力的想接軌，但是他本身背景裡沒有足夠的專業人才，因為過去都是國營的嘛。

反映生活，成為百姓喉舌

《非誠勿擾》創大陸目前最高票房記錄三億多人民幣，陳國富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讓人又見，當年台灣新電影崛起時，國外剛回來的一批新導演，帶給導演侯孝賢及幕後工作人員的刺激！

馮小剛︰拍《非誠勿擾》呢，因為我們一直想拍一個叫《貴族》的電影，電影名字就叫《貴族》，實際上是諷刺現在內地爆發了很多有錢人，一夜之間，一弄幾十億、上百億，都是三十幾歲的年輕人。還有一些是「海龜派」，從海外留學回來，做高科技的，他們也是年輕輕的賺了很多錢，這些人都成了暴發戶，想讓自己變得有品味，成為貴族，這個讓我看了就覺得特別可笑。 因為整個國家是一個挺窮的國家，有些地方很落後，但是突然冒出來這麼一幫有錢人，他們弄的那些事兒，譬如搞個什麼慈善捐款晚宴，弄得很奢華，晚宴本身花上一百多萬（人民幣），然後他不是為失學兒童捐款，他要拯救那些頻臨滅絕的鱷魚啊什麼的，我就覺得很奇怪的。我就想跟國富搞一個這麼樣的電影，我們就一直在想，有很多可笑的細節，但是我們相信這個電影會很賣錢的，是吧，有這麼多窮人，看著有錢人就有氣，你代表他們（哈哈哈）耍一下有錢人，

(左起)馮小剛、侯孝賢、陳國富(圖片提供：兩岸電影展)

這個時候我就看到了《徵婚啟事》，國富早就給我這個碟了，我一直沒看，突然有一天我就看了，哎，我說︰「沒有故事，可以這麼弄？！」在你想不出故事來的時候，可以用《徵婚啟事》的結構，所以我看著就特有意思，一個個不同的嘴臉，出現在劉若英的面前，這事兒太好玩了。我馬上就想，如果我用這麼個結構，把劉若英改成葛優，我把它翻過來，男的徵婚，來不同的女的。當時有個特別大的困難，因為形形色色的男的好寫，色狼啊，賣東西的，心懷鬼胎的，什麼人物你都可以弄，但是你總不能寫一大堆這樣的女的？！

這個時候，國富給我出了個主意。他說︰「小剛，我覺得你可以翻這個結構，而且我告訴你我弄這個片子的一個經驗，當時我也沒有劇本，我就把劉若英擺在那兒，然後再請一個我認為很生動、自己創造力比較強的演員，來個即興創作，你就說吧，說完了，我再從這裡面去剪，（譬如賴聲川的舞台劇創作；鍾孟宏《停車》裡高捷與庹宗華黑社會兄弟間的戲份；及其一支精彩化妝品廣告，讓桂綸鎂驚艷卻不知幕後導演就是鍾孟宏，直到面試《停車》時才揭開謎底，均如此創作），裡面有好多你想不到的東西，特別有意思。

他說︰「我那時候沒有錢，都不敢使勁拍，那點膠片要省著用。你現在條件特別好，我們就弄三台DV的機器拍。」在選演員的階段，幾十個演員，國富帶著，每天就坐在那兒，我們也不找葛優來，就找人代他，譬如我、副導演坐在那兒，就跟每個女演員去聊，三個機器拍，拍完就剪出來看，有的是特別沒意思，十分鐘沒意思，有的，哎，突然間就有個亮點，就這樣，在幾十個試鏡的過程做完，我們看完之後，我才開始寫劇本，一氣呵成。

《非誠勿擾》就是從《徵婚啟事》這樣轉過來的。

其實不光是這個片子，我的每一部片子，基本上就是我們倆個在商量。

陳國富︰其實《非誠勿擾》裡，雖然我掛了故事，但我幫《非誠勿擾》劇本做的事情就是，舒淇的那封遺書是我寫的（哈哈哈哈），但跟原著沒有任何一丁點重複，劇中的每一個字都是馮小剛寫的，馮小剛已經很多年沒有自己寫劇本了，我也很驚訝，他對這個東西這麼投入。因為很多導演成功到了一定程度，多半都沒有辦法自己寫劇本了。

問︰片中葛優的話呢？

陳國富︰不是不是，我哪寫得出，那完全都是馮小剛、王朔那種口吻，那種我寫不來。因為徵婚這個事情，沒有人有專利嘛，對吧？自古以來就一直有徵婚。譬如我也知道有一部美國片，那時候也有很多人跟我講，就跟《徵婚啟事》很像。我覺得徵婚這個題材還會有。果然，後來有位大陸女導演拍了部片《公園》，好像就是講徵婚的，就在公園裡，由他父母幫他來找對象，也是一個一個見，這個沒有原創的問題！

馮小剛取了一個片名叫《非誠勿擾》，我覺得這個非常原創，因為在一般「啟事」裡，不管是找工作、找房客、找對象，我們會說「無誠勿試」。

他劇本寫一寫，有一天就問我，你覺得這個片名應該叫什麼？不能叫《徵婚啟事》了，沒意思了。然後他就突然說了句《非誠勿擾》，我說︰「啊？什麼？怎麼寫？」這個詞是他發明的，你知道嗎？他會扭一下這個東西。我當時的感覺是，如果這是馮小剛的電影，可以叫《非誠勿擾》；如果是別人的片名，就死了（完全不像電影片名的名字）。果然，這個名詞現在在大陸火紅到不行，你在網路上看到各重廣告，都是說「非誠勿擾」，因為他是會創造流行的，他在大陸就是一個icon。

大陸特有現象︰導演成為品牌。

這讓大陸成為全世界唯一一個讓「導演」成為明星的地區，就算在好萊塢，都沒有這麼絕對的情況，記得李安導演拍攝《與魔鬼共騎》選角時就曾說，在好萊塢，超過多少預算的電影，一定要有明星，因為要扛票房。上片時，要一個週末馬上開出多少票房，只有明星能做到。而在大陸，是導演能。

陳國富：馮小剛在大陸已經變成一個品牌，我想讓台灣的電影人也了解一下，就是說，在大陸，你掛上這個導演，基本上很多時候已經決定了市場的量了。這個是一個很神奇的東西，我想，包括好萊塢都沒有這個現象，走「導演品牌」走到這麼極端。剛開始我不是很理解，記得剛到北京時，我跟馮小剛走在馬路上，會有百貨公司的售貨員來跟他要簽名，要跟他合照，他長成這個樣子（哈哈哈哈，眾笑），怎麼會變成偶像？ 慢慢的我試著去理解，得到很多啟發，當然他講到其他的明星導演，像賈章柯、寧浩，也都有這個現象。 我跟馮小剛的邂逅是這樣開始的，他一直都拍賀歲片，喜劇、葛優主演，跟孝賢當初一樣。在大陸，賀歲片這個概念是小剛發明的，以前大陸沒有賀歲片，他們說的都是元旦的檔期，不是我們說的春節檔。但是他一直好奇，為什麼他的片子總是走不出去，就是在中國以外的地區，不為發行商或一般的觀眾接受。 有一次我在北京，他特別安排一個試片，他說︰「我這次拍一個悲劇，你看看行不行？」我看完後跟他講︰「對不起，還是不行。」那部片子叫《一聲嘆息》，很多圈內人到現在最喜歡他電影的還是這部，很多香港導演都會來跟他討論這部電影。

馮小剛(圖片提供：兩岸電影展)

他說︰「我要怎麼樣我才能走出這一步呢？」於是就有了《大腕》，哥倫比亞投資，找了唐納蘇德蘭、關芝琳、葛優等人，試圖從包裝上來改變。確實，那部片子對他有一點小小的突破，但我一直覺得，馮小剛就應該是屬於中國的，這麼多年下來，包括我也好、他也好，都不會把眼光再放在怎麼走出去，雖然他是真的想出去。

其實我具體起到什麼作用？就是給他自信。譬如說，我有一點比較欣賞他的，比如說，我的電影品味跟他距離很遠，就好像剛剛講的《禮儀師》，我跟孝賢一樣，我也不是那麼愛看那部電影，看了很難受，我是看DVD，中間還要快跑，但是他就很迷那個電影，所以雙方對電影的喜好是有差異的。但是我喜歡什麼？我喜歡「促成」一些我覺得有意思的事，當他有那樣的想法，我會想幫他完成。

譬如當時他想拍《集結號》的時候，他原來想用劉德華，但我說：「這種電影用劉德華，感覺沒什麼誠意。」哎，我一講了之後，他和投資老闆馬上換角，我也很驚訝，因為他原來把我約出去，是要說服我的。但是我這一票投不下去。

你說憑什麼？其實我也很忐忑，因為我不知道，這個決定會不會導致這個電影垮了！

但是我很相信「直覺」，因為這是馮小剛第一次完全沒有一個明星的一部高投資電影，又有戰爭場面，這麼困難的一部戲，然後在類型的記錄上，也沒有關於發行上有些什麼慣性，所以我不能說，我的了解是什麼規律，我只是，作為一個特別熱愛電影的人，然後我常常把自己當觀眾來檢查影片，我不把自己當做是，我理解他的行為、我理解行銷、理解劇本、理解表演。

我常常不是這樣，通常都是，接觸一個案子的時候，我就在想，作為一個觀眾，我是怎麼在看這個戲，我會不會真的花錢、出門、買票、約朋友走進電影院，因為那個是半天的時間。所以我覺得，這就是我最大的一個判斷標準，憑什麼？憑什麼我要去看一個電影？

其實《非誠勿擾》有這樣的一個成績，是匪夷所思的。也有人來問我︰「這裡面有什麼規律、奧妙？」我說︰「沒有！」而且你不要試圖去找這個。我比較喜歡從失敗的作品裡去找，我不喜歡從成功的作品裡去找；因為成功的作品裡其實都是陷阱，但是失敗的作品裡有很多值得你警惕的。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