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101P_國家電影資料館 電子報部落格

◎張靚蓓 　　全文連結

　　侯孝賢導演在今(2009)年6月17日「第一屆兩岸電影展」與馮小剛和陳國富的一場座談會上說，兩岸電影交流「時機到了」！其實，這個「時機」的醞釀約從三十年前就開始了。

　　當年兩岸局面對峙，台港中三地影人之間的互動交往，一開始是在境外地區的各個國際影展上碰頭的，看彼此的電影，談個人的理念，每每聚在一起砍大山（聊天）。那時候就覺得，臺灣、大陸影人的想法、觀念，一拍即合；溝通起來，要比跟香港容易些。

　　1983年香港辦了個台灣電影節，臺灣新銳導演有十三部片子參展，一夥人在香港碰到大陸導演謝添，還一起吃飯聊天。那一年他們看到了《人到中年》、《如意》、《一江春水向東流》、《白毛女》。剪接師廖慶松說：「記得我們第一次看的大陸電影是黃健中的《如意》，大家邊看邊哭，香港人還在外邊說︰『哭什麼，你們台灣來的導演！』楊德昌當場站起來嗆回去︰『台灣來的怎麼樣？』哈哈，他要跟人家幹架。事後回想，為什麼大家那麼感動，看了直哭。」文化你怎麼斷？斷不了的。

　　1988年12月夏威夷影展，楊德昌擔任評審，兩岸三地影人相聚於夏威夷，大陸有陳凱歌、彭小連，台灣有楊德昌、王童、但漢章，影評人焦雄屏、記者我，香港有影評人李焯桃，連英國影評人湯尼．雷恩也來了，只記得一群人每天晚上聚在導演王童的房間裡砍大山，聊到凌晨三、四點鐘，我因而聽了不少兩岸三地電影界的秘辛。

　　2006年筆者擔任金馬獎評審，有一天主席王童請評審們吃飯，不知怎麼談起陳凱歌導演，王主席還說：「當年我們一起參加夏威夷影展時，我房間的啤酒都被陳凱歌給喝光了！」王導演的啤酒給陳導演喝光了，那一年，我們在電影院裡的零嘴飲料，卻都是楊德昌親自張羅的。有一天，楊德昌說：「我們不能再玩了，應該好好的做點功課。」於是一夥人衝進電影院去開始看電影。楊導很細心的還抱了爆米花、飲料進來給我們吃，看完電影，大夥一路走回旅館，邊聊電影，邊吹海風。那時候，我們看到楊德昌憤怒之外的另一面，聽到他對電影的抱負、對台灣電影充滿了活力，他還教大陸導演彭小連怎麼搞獨立製片，充滿了對電影的使命感。當然，這只是很少的一部份，相信還有許許多多的交流，在其他影展、其他時刻中，持續的進行著。

　　其實除了大陸第五代、第六代與臺灣新電影這群人之外，多年來持續不懈努力於兩岸電影工作的李行導演，又是另一條重要聯繫。

　　所以，六月十七、十八兩天的一次座談、兩次訪問，當我聽到馮小剛導演說起陳國富在監製上對他們的啟發、幫助，當我聽到侯導說起要有商業、也要注意研發，再聽到陳國富導演說起大陸市場、影人所提供的發揮空間。那一刻，我看到的不只是這兩、三個小時，更匯聚了過往三十年來兩岸影人持續交往的結晶，才會有今天的「時機」。

　　而當「井噴」來臨之際，我們做好準備了嗎？

陳國富經驗：臺灣研發累積的能量，大陸開花結果

臺灣電影的問題及機會

陳國富︰有沒有一些普遍性的準則，在飛機上我就想了，但是我到現在也沒想出什麼東西，可以簡明扼要的說明兩地的經驗。

因為過去很多年我跟電影工作的重要經驗，其實都是跟「人」有關。

當年我去哥倫比亞亞洲區當監製，是因為芭芭拉，我們的一個好朋友，中文非常流利的美國人。當年是因為我跟孝賢（楊德昌、吳念真、詹宏志）組了一個「電影合作社」，想找個幫我們把故事大綱翻譯成英文的人，想找個義工，就在類似《破》週報的刊物上登了個廣告，她就來了，當時她是來這邊學中文、教英文的美國女孩，結果沒想到她有一天會到哥倫比亞電影公司去做封疆大吏，她找我幫忙，我會去做監製，是因為那份友情，因為特別有安全感，覺得你是跟你很熟悉、很信任的一群人一起工作。

後來我為什麼會比較長時間的留在大陸參加一些電影工作，這跟馮小剛、跟王中磊，跟大陸的何平導演有很大的關係，因為我去到那邊時，我不知道這是一種待客之道，還是他們發自內心、希望我多到北京去，他會給你食衣住行多方面的介紹。我記得剛開始是在Sars那一年，我第一次在北京待得比較長，馮小剛三天兩頭邀我出去，我剛開始以為他每天晚上過的就是這種夜生活，後來他跟我講他不是，他怕我無聊，每天KTV、請吃飯。那讓我覺得，我到了這個地方，不僅每天有關心我的朋友，而且我們每天都在聊電影的事情，就像當年我跟孝賢、跟楊德昌剛認識時，也是那樣的生活，我就是想過這樣的生活。每天就是興奮，我還記得當年我跟侯孝賢去看《銀翼殺手2020》，孝賢還跟我說，他就是想拍這樣的電影，不管最後有沒有實現。

總之「生活」對我來講，就是最重要的，生活就是由你這些親近的人跟你一起過，所以我一直沒把自己當成一個台商的概念，因為我不是那種設定目標、打拼、轉戰，我其實一直是跟著我的情感、直覺，什麼地方我可以繼續做電影、可以繼續聊電影，和身邊的人有緊密的關係，我就會被鞭策著走。

我當年會走進電影製作這一條路，跟孝賢是有絕對的關係，我記得以前我剛開始寫評論時，有人問我，你會不會想，自己有一天也當導演，我說：「不可能。」因為電影太難了，我也不是科班的，我也沒有從場記、副導演開始幹起，對我來說，電影完全是一個遙不可及的事情，但是我當時是碰到了孝賢、楊德昌、張華坤這些人，他們讓我覺得是可能的，只要你敢想像、願意試，都是可能的。其實我這幾年在大陸的經驗並沒有脫離這樣的軌跡，我希望我還是堅持這種直覺及情感取向，繼續走下去，我不知道這個經驗是不是能轉移給其他人，但是我認為這是我能夠提供的最寶貴的想法。

馮小剛談陳國富﹕一個特別包容的電影人

國富給我的感覺是一個特別包容的電影人，是我使勁把國富拉到華誼去的。因為他一開始是和侯導演他們做文藝片，同時他到哥倫比亞又操作過很多商業電影，他沒有太大的偏見。說到文藝片時，他有自己一套的評價系統，這是有價值的文藝片、那是個「偽文藝片」，我覺得他說得很準。同時他絕不因為他喜歡文藝片就排斥商業電影，他也很認真的研究，這個商業電影是怎麼製作的，好在哪？所以我把他拉進來，從《天下無賊》開始，我的每部片子都是國富跟我一起弄劇本，幫我搭主創人員的結構，怎麼能夠在這個預算裡找到最合適的。

過去大陸沒有監製這個制度，都是導演說了算。其實香港一直有監製制度，大陸開始有監製制度，是從陳國富起的頭。過去監製剛開始有的時候，就掛一個名，就何平。其實他也不知道要在幹什麼。從陳國富開始，我們大家發現、體會到監製的好處。就是監製能夠給你在一個劇本完了，寫出那麼詳細的書面意見。而且這個意見不是說的特籠統，讓你不知道怎麼去改；他會告訴你具體的每個段落、每句台詞、這個人物，就是他從劇本的策劃階段，到這個劇本寫完，都仔細盯著，等於是解放了導演。因為我有時候跟編劇說不清，我不滿意劇本，又表達不出來，陳國富會很讓編劇心悅誠服的接受。首先他會很尊重你，給你一個很多頁的書面意見，逐條、逐段、逐句的分析這個劇本的毛病出在哪。還有就是選角，他會讓導演感覺到，你有一個和你同呼吸、共命運的，對這個電影一樣在乎的人。

你有任何事，不管夜裡幾點鐘，都可以給他打電話：「國富，有個難題怎麼辦？」拍攝時，基本上監製會去很多次現場，幫我看、幫我弄，剪接時也會參與。從那以後，黃建新也成為香港導演的監製，就是國富開始把這個好的監製制度帶入內地的。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