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101P_國家電影資料館 電子報部落格

文：周星星

講到公路電影，如果不是美國的電影工業開始向大西部發展的話，恐怕這一類型真正冒出來的時刻還會再往後延。一九二○年代末期開始出現有聲電影，一九三○年代初期開始出現很多冒險電影，例如《金剛》(King Kong, 1933)，電影裡面的故事也逐漸從東岸的大都會紐約轉移到中、西部的荒野，促成西部片這一類型的興盛。然後，就像《金剛》的背景一樣，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九年正是美國的大蕭條 (Great Depression) 時期，太多經濟破產的人選擇離鄉背井，往大西部找工作。是這樣的移動，促成《怒火之花》(The Grapes of Wrath, 1940) 變成是一部公路電影的始祖。

約翰˙福特 (John Ford) 以西部片導演聞名；但是《怒火之花》卻為他保留一座人道主義傑作的光榮。影片改編自約翰˙史坦貝克 (John Steinbeck) 的小說《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描述喬德 (Joad) 這一家（多達十個人的農業家庭），因為大蕭條、不再償還得起貸款、農地被銀行強迫占有的緣故，被迫離開奧克拉荷馬州 (Oklahoma) 的家園，全家把家當都放在一輛老舊的卡車上，向工作機會多多的加利福尼亞州 (California) 前進。小說於一九三九年出版，描繪大蕭條的氣氛非常實在，悲慘的故事很觸動人心，成功地吸引到讀者購書，讓二十世紀福斯想儘快地把它拍成電影。約翰˙福特認為劇本寫得很紮實，主題大致符合他一貫的關懷，很快就動工拍攝。剪接的速度也很快，所以一九四○年三月就上映了。妙就妙在來年奧斯卡還贏得最佳導演跟最佳女配角。

約翰˙福特出身愛爾蘭移民家庭，很瞭解當初在愛爾蘭，地主階級驅逐農業人口流亡他鄉的問題。根據考證，在大蕭條時期，自一九三二年起，很多農人已可收到來自州政府的補助，而且受創最嚴重的人口大多是城市居民。《怒火之花》把故事設定在奧克拉荷馬州，當然是確有其事（指農人無力再從事農事），約翰˙史坦貝克並非亂掰。

《怒火之花》以湯姆˙喬德 (Tom Joad) ──由亨利˙方達 (Henry Fonda) 飾──為主角，他曾經因為謀殺案入獄，影片一開始他就說他剛假釋出來。然後，影片可分成三部分，前面跟後面較短，中間到處奔波的過程較長，讓觀眾見識說：原來這樣的大災難已經席捲整個美國中西部。隨時都是「目光」的展現：既是透過喬德這一家的眼光來看其他跟他們一樣有相同處境的人，也透過仍有一份工作的「正常人」的眼光來看這些足以被瞧不起的人們；這就是約翰˙福特的藝術了。例如，從奧克拉荷馬州啟程後，導演不斷地用新墨西哥州 (New Mexico)、亞利桑納州 (Arizona) 等等的地理／交通標誌來傳遞空間跟時間已然變動的訊息。更妙的是，在那個年代，攝影機鏡位跟剪接的概念已經跟現代風格無異；攝影指導格瑞格˙托藍 (Gregg Toland) 厥功甚偉。一年後，他就擔任奧森˙威爾斯 (Orson Welles) 的《大國民》(Citizen Kane, 1941) 的攝影師，更可推敲出這一號人物的驚人才華。

《怒火之花》筆下／鏡頭下的人物，至少以喬德這一家人來看，大多是「太善良才會被別人欺負」的道德高尚的人。所以，湯姆˙喬德第一次入獄就是這個原因，第二次又再動手反擊也是這個原因；還有，他根本毫無任何意識形態，以致於他天真地發問：「到處，我都聽到有人指責別人太『紅』，但太『紅』是什麼意思？」是局勢的變化，讓他投身社會運動，讓《怒火之花》在一大片不敢觸及社會主義議題的美國電影中，突出得讓人驚訝。用另外一個角度看，不須要義大利新寫實主義把人道條件 (la condition humaine) 的重要性置諸首位，約翰˙史坦貝克的小說跟約翰˙福特的影片就已經務實地、誠懇地把一直建築說存有「美國夢」的美國社會真實現況呈現出來；人不僅在對抗天，人也在對抗人，人跟人之所以會對抗的原因，不外乎就是利益跟權利／權力以及人性價值之間的矛盾跟衝突。

曾經出版《美國朋友們》(Amis americains) 的法國導演貝禾童˙塔維尼耶 (Bertrand Tavernier) 說，約翰˙福特是他一直想拍電影的動力：「約翰˙福特一直關心『拔根』(deracinemant) 的問題（例如離鄉背井）；當現代導演太過重視動作時，再回頭看福特，就可知道他重視的是行動的結果。」

國家電影資料館於 11 月 25 日～ 12 月 25 日舉辦「公路與旅行電影」專題影展，約翰˙福特的傑作《怒火之花》是放映的影片之一。歡迎會員踴躍蒞臨觀賞(無需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