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的凝視 — 我看董振良的電影
◎鄭秉泓
《單打雙不打》的開場，是成年的阿明與友人討論是否該把母親接去台灣定居，接下來畫面跳回日本佔據金門的八年（1937-1945）期間，當時阿明尚未呱呱墜地，父親卻被日軍抓走；稍後，飾演阿明阿公的蔡良善的聲音響起，這回卻跳脫了劇中角色改以自己身為瓊林村老村長的身份口述二戰前後在地歷史。影片繼續以歷史現場重建、劇中演員自我抽離口述歷史的交錯形式，從二戰後國民黨接收金門、古寧頭大捷講起，回憶八二三砲戰之後的二十年間（1958-1977）那段「單打雙不打」歲月，嚴密監視之下的百般辛酸、近百萬發子彈落下時那生死關頭的驚心動魄，如今卻化為在地人眼角嘴角的釋懷與苦笑……。
金門在冷戰時期被毛澤東當作左右中、美、蘇關係的籌碼，同時也被認定是中國與台灣連結起來的中繼站，而作品主題永遠鎖定金門在地人事物的董振良，似乎認定唯有藉由影像的記錄、捕捉與再現，才得以令金門從那因特殊時空下的軍事政策而相形扭曲、極度不尋常的島嶼封閉性格中跨越出來，釋放自我於歷史洪流與地理脈絡間，重新尋求、定義真正的自我。
董振良1994年的作品《單打雙不打》是一部「劇情式紀錄片」（docudrama），一方面借用戲劇表現手法重建歷史場景與事件（忠實還原歷史真實為其第一要務），一方面則安排劇中幾名演員（由金門在地居民扮演）對著鏡頭談論自己的金門經驗。董振良拍片向來缺乏資金，自己加上幾名志同道合朋友編、導、演、技術全都自己來的結果，讓他作品中「人人都是參與者」的草根精神相當鮮明。在《單打雙不打》這部標榜著首部由金門人自行籌募資金、製作、編導、演出的作品中，素人演員們既如實「做自己」為現在的金門代言，也「做別人」象徵著過去的金門；這樣的雙重辯證，連結了金門過往與當下的地域性格與歷史經驗，也連結了金門與一海之隔的台灣（同時更思索著跨海相望的廈門）。
如果說完成於金門正式解嚴後兩年的《單打雙不打》，是以中國投彈政策為切入點，思索從日據時期到戒嚴時期的金門，那沉默不語的壓抑與欲走還留的無限迷惘；那麼同樣採取類戲劇模式與當事人訪談紀錄方式雙向交錯，去呈現金門人陳振堅因被列入「黑名單」而無法返鄉過年索性潛返金門遭逮捕入獄始末的《解密八三一》，就是從金門的交通（出入境管制政策）來切入，以一股更為直接、堅定的態度，去填補解嚴前後金門子弟尋找出口未果的失落，去撫慰那有如流亡異地般的孤絕靈魂內在的某種鄉愁與無奈。
《解密八三一》其實是董振良另一部作品《返鄉的敢尬》的番外續篇（註），將焦點放在曾經協助翁明志競選的陳振堅身上。陳振堅因前往設在新店的福建省政府抗議、對著所謂的中華民國總統府請願，而被軍方列入黑名單無法返回金門；他千方百計想著「偷渡」回金門，最後變造證件成功潛返的後果自然是被關進了監獄，好不容易出獄後，人在金門的他卻忍不住開始想著再次前往台灣……。由於攝影機在戰地是被禁用的（連民間照相機都得有牌照），所以董振良往往必須借重劇情形式重建部份歷史；而預算的困窘加上影片意識形態過於尖銳，更是令影片的拍攝、商借搭建場景困難重重，片中問訊室、囚室場景全是在廢棄的碉堡與防空洞取景、重新佈置。
從外在表現形式到內在核心精神，《解密八三一》皆試圖挑釁既定規章、探討「錯置」的荒謬本質，並呈現那種無論身在金門還是台灣，始終倍感流離失所的迴圈困境。而半劇情半記錄的模式，形塑出董振良的獨門影像美學，例如前一分鐘是總統府前抗議軍事戒嚴的黑白新聞畫面，下一分鐘卻是董振良以個人身份在內政部、總統府前，金門港警所、新店市的福建省政府外來回走動；有時畫面上但見陳振堅的扮演者（董振良本人）以吞嚥出入境證的方式頑強抵抗權力階級，稍後卻是董振良以記錄者身份採訪陳振堅本人（有趣的是陳振堅既在片中「飾演」自己接受董振良訪問，下一場戲又改以「軍人甲」身份跑龍套）回憶當年點滴。雖然影片關注的是金門，但鏡頭大多時候卻選擇對準台灣（搜尋與金門的聯繫）；被記錄者的客觀真實與記錄者的主觀詮釋，有時呈現彷彿合奏般的對話狀態，有時卻又互換位置，甚至與觀看者（觀眾）立場態度交相對流；而軍歌、精神標語、政戰宣導牌坊、各類戰地設施等威權象徵明確的圖騰，無論是在台灣還是金門，總能神奇地跨越時間空間、推翻邏輯秩序，以宛若怨靈般的巨大姿態，如影隨形地壓迫著每個單一個體的內在思緒。
返鄉，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陳振堅的回鄉之路非常漫長，漫長到好像打了一場本質非常空虛的仗，甚至不知為何而戰。返鄉，結果只是一個藉口，對於長期受到壓迫，渴望民主自由，追求正常生活的一名金門熱血青年來說，偽造證件潛回金門的行動，只是他實踐理想的某種自我證明。然而獄警、鄉民、家人卻告誡他「人要知足，咱金門現在還不夠好嗎？」或許，大家都只是太過於習慣，以致忘了深入去思考，所謂「反對」是否就絕對等同於負面的、不好的？而對於一名在地金門人來說，廢除出入境管制、解除戒嚴、終止戰地政務實驗、開放民選縣長、縣議員的金門，是否就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初始的原點的金門？拿掉了軍政、重重管制、迷彩之後的金門，還剩下什麼？
董振良的最新紀錄片作品《金高粱》，其實就是在回應上述的疑問。這部新作一反董振良之前劇情式紀錄片的創作策略，或許也是在因應如今大環境解放後的自由無涉氛圍吧。由於解嚴之後，軍政系統不再嚴密監視動輒控管證照，董振良再來記錄金門，議題也順理成章從金門的軍政文化轉向常民生活觀察。名滿天下的金門高粱，於焉成為一窺解嚴後金門全面發展的絕佳切入點。進行曲格式的背景音樂，配上董振良一貫的旁白（自己擔任旁白是董振良向來作品特色之一），《金高粱》從半世紀以前金門高粱的緣起娓娓道來，兼談酒廠的沿革與行銷，以及金門百姓生活一日不可無高粱的重度依賴。有趣的是，隨後董振良卻不動聲色將討論焦點，逐漸從金門民眾的物質層次需求導向一個精神層次上的解構。
在《金高粱》記錄下來的二十一世紀時空中，金門高粱面對大陸酒來勢洶洶的「侵略」顯得老神在在，散居各地的金門鄉親如今不再有回不了家的管制問題，卻搶著設籍金門去買三節紀念酒再賣出賺起價差，同時期盼搭起一座金廈大橋以活絡當地經濟。從各個環節來檢視，以往中華民國「在台灣」之於金門當地的某種精神上主體的權威地位似乎逐漸向著邊緣挪移，過去是金門環繞著台灣呈現無可避免的同心圓狀向心引力，現今金門早憑藉高粱奇蹟，開創出一個自我中心的更新更美好小宇宙。比起軍管時期，金門如今看似自由開放許多，但董振良從文化資產、農作規範（防堵低價走私高粱）、政策頒布（菸酒牌）到金門高粱產製行銷的政經運作，逐一戳破了金門解放「未竟」之真相。究其所以，金門高粱原來早已成為金門政治階層最肥美的手上籌碼，肩負要挾、犒賞、運作、交易、反制等重大任務，嗜飲高粱的在地人在身體迷醉的同時，是否內在核心價值也給迷醉而失去了自我判斷能力？而這樣的利益分享，與戒嚴時期軍方高壓管理是否殊途同歸，讓民眾永遠因著情勢顧忌（生活、職業、福利）而隱忍姑息？
《金高粱》是一部令人看了不甚舒服的紀錄片，它完全缺乏時下紀錄片務求令人Feel Good的親切討好語氣，反之卻以一種直言不諱的大膽，剛硬地挖掘它所以為的問題癥結，懇切地重新尋找染了色變市儈了的金門魂，說起來竟有那麼一點麥可．摩爾（Michael Moore）《科倫拜校園事件》（Bowling for Columbine）以黑槍文化為起點，一個環節扣著一個環節，最終直指美利堅立國精神的勁道。時空與政治型態的轉換，原來仍未改善金門本質面的多重沈痾，說穿了只不過是改換另種符合自由民主的當代語法，繼續嚴密監控，頂多是以更高明的姿態大放利多遂行收編之實罷了。在《金高粱》的最後，一名婦人平靜地沖洗著遭金門酒廠污染的紅磚牆壁，她說大家都不敢明講抱怨出來，當然是因為顧忌工作與福利，但這是事實，說出來也沒什麼好怕的。
很明顯地，董振良自然是透過這位婦人（她在影片前段出現過，正是金門高粱始祖葉華成的姪女）之口，說出自己心中的話。知名影評人李幼鸚鵡鵪鶉曾形容董振良是永遠的唐吉訶德，帶領鏡頭前的觀眾看到金門的過去與現在，並關懷金門的未來。例如董振良就曾走訪金門各地，邀集大量在地居民對著鏡頭訴說身在戰地四十餘年的回憶甘苦所拼貼成的兩部紀錄片《反攻歷史》與《長槍直入》，即是企圖將這些口述歷史與集體記憶重新組織，戳破官方「光榮歷史」的虛幻假象，建構出一個有別於教科書、政宣文件的，由在地金門住民主導、詮釋的金門常民史。習慣在鏡頭前演出的董振良，在這兩部紀錄片中雖是隱身幕後，專注捕捉歷經砲火洗禮、流彈肆虐的老者們臉上淡然的笑容，螢幕前的觀眾依舊能感受到那道屬於記錄者個人帶著強烈批判性的逼人視線。
而如今，未曾看過董振良過往作品的觀眾，或許可能會錯認《金高粱》中火力四射令人極端不舒服的反叛，以及《反攻歷史》與《長槍直入》裡那灼熱而憤怒的凝視，乃是心懷怨恨的惡意唱衰、詆毀。事實上，我以為無論是義憤填膺幫金門人向執政者討個公道，抑或以黑烏鴉身份嚴厲勸諫金門人堅守金門高粱佰億經濟迷醉下的核心價值，董振良的姿態始終如一。那是種單純、直接、而且無比熱情的愛的表示。從《解密八三一》裡的董振良到《金高粱》裡的董振良，他不斷尋找著一個能夠支撐他向下紮根的連結；然而，他卻有如荷馬史詩裡的奧德賽，隔著台灣海峽眺望自己的家鄉，持續漂泊。永遠的第一人稱，讓董振良的每部作品最終都必須回到他自己身上；因為，他仍舊不放棄尋找回家的路。(本文原刊於今(98)年5月26、27日金門日報，經作者同意轉載)。
註：《返鄉的敢尬》片透過上千張照片的排列組合（當時攝影機在戰地禁用，連民間照相機都得申請牌照，將拍下的照片組合成一部紀錄片），記錄下1989年金門一片要求解嚴的聲浪中，民進黨籍候選人翁明志返鄉參選立委，當地政軍勢力全力動員阻撓，百姓各個噤若寒蟬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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