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格曼電影中的女性與婚姻
◎黃建業 《假面》可能是這種親密風格最極致的發展,在表演前意外失語的伊麗莎白(Liv Ullmann飾)被送到一封閉、極簡的病房,在有限的狹隘空間內活動,或是看著電視裡驚駭的自焚畫面而退至角落,伊麗莎白感情受創,在一連串的心靈折磨下,她選擇失語拒絕與外界溝通;女看護艾瑪(Bibi Andersson飾)負責照護伊麗莎白,為了治療她的失語,兩人一同前往海邊小屋靜養,艾瑪試圖打開伊麗莎白的心防,毫無保留地傾吐自己的私密,而伊麗莎白則是不發一語,微笑傾聽。當艾瑪以為已全然獲得伊麗莎白的友誼之際,她卻從未封的信件中得知自己僅被伊麗莎白當作人性觀察的實驗對象。 《假面》中的伊麗莎白與艾瑪,是柏格曼電影中女性定位的典型,悲觀陰沉如伊麗莎白,以及明快熱情的艾瑪,兩種對立的性格造成內在戲劇力的衝突,「背叛」是《假面》的重要轉折,當艾瑪發現真相,開始以暴力與折磨報復伊麗莎白時,銀幕開始被割裂、崩解,隨後出現的是默片等超現實片段,以實驗性的手法全然跳脫傳統通俗劇的安全範圍,在銀幕燒毀之前,《假面》一開始即以超現實的片段:刺入鐵釘的手、開腸剖肚的羔羊、男孩觸摸女人投影在牆上的臉龐,暗示人受到潛意識支配,深藏心底的瘋狂終究凌駕理性。 沉默是言語的假面,迴避語言比使用語言更有力量,伊麗莎白以被動的聆聽之姿取得高度主導權,其微笑隱藏著高深難測的複雜與深沉,然而同為女人,雖是不同面孔卻擁有類似的創痛經歷,一場夢境中,伊麗莎白宛如幽靈進入艾瑪房間,兩個女人彼此撫摸、撥弄頭髮,漸漸地,兩人的臉孔轉向了銀幕,直視觀眾,那是在撫慰過後,堅定而無所畏懼的眼神,兩人無瑕的臉龐合而為一,宛如照鏡。而在影片後段的質問中,更大膽合成兩張各半的面孔,宣示兩人已成為同一人。 《假面》以驚人的實驗手法,取代了劇情片的寫實處理,當中也反映出柏格曼受到室內劇傳統的影響,他傾向將演員置於相當接近觀眾的位置,有時讓他們挑戰性地對著攝影機說話,並時常以特寫鏡頭捕捉人物表情的細膩變化。在早期作品中仍可見深焦與長拍的技法,藉此表現事件及情緒的細節變化,然而在《哭泣與耳語》之後,他逐漸仰賴伸縮鏡頭,以及特寫鏡頭的運用。 兩個女人的幻遊與交織構成了《假面》,然而在1977年的《哭泣與耳語》(Cries and whispers)中,女性內心深處的嘶啞達到一種失控、瀕臨崩解的境界。 視覺上,映入眼簾的是無所不在的紅色,紅色布幕、牆面、地毯,甚至連轉場的淡入/淡出,都是紅色;聽覺上,時常響起的是時針一分一秒向前走的規律聲,這個鮮豔的紅色房間即將有人死去,久病的安格妮斯在清醒時寫下日記,回憶母親的美麗臉龐,其姊妹瑪莉亞與卡琳,還有忠誠的女僕安娜,輪流照料她。 瑪麗亞沉溺在自己的慾望裡,甚至幻想丈夫自殺;而嚴肅的卡琳則以玻璃割下體的激烈自殘,傷害自己以報復丈夫,艾格妮絲時而因病痛嘶吼、掙扎,某次迴光返照後撒手離去,然而,死去的艾格妮絲卻在某夜回來,呢喃著死後孤寂,呼喊姊妹們前來陪伴,卡琳和瑪麗亞拒絕了她,僅剩安娜獨自安撫入眠,隔日清早,安娜打開了艾格妮絲的日記,上面寫著:初秋,我的姊妹們輪流照顧我,這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刻…… 就這樣,哭泣與呢喃皆歸於寧靜。 個人若想獲得救贖和解脫,就必定要與傷痛及死亡相結合,《假面》中那隻被鐵釘刺穿的手掌,以及《哭泣與耳語》中艾格妮絲的死亡,皆可驗證柏氏電影中的核心概念。雖說這兩部傑作皆以女人私密情感作為主題,但表現形式上卻各有異同,兩部同是強烈的室內劇風格,《哭泣與耳語》卻更加純粹、單一;《假面》以黑白影像淬煉出傷痛與孤寂,而《哭泣與耳語》則運用大量紅色,彰顯壓迫、血肉淋漓;透過幻境,《假面》讓兩張面孔交織,合而為一;反觀《哭泣與耳語》,卻讓光影與遮蔽物直接將臉孔分割成兩半,暗示自我分裂、精神匱乏的狀態。 宛如魔術師的柏格曼抹除了人物的幻想與其現實空間的界線,展現女性豐富的心靈層次,以及幽暗的內心世界。柏格曼曾說:「我的電影從來無意寫實,它們是鏡子,是現實的片段,幾乎跟夢一樣。」於是觀賞諸如《假面》、《哭泣與耳語》這類電影時,猶如歷經一場夢遊,這既是夢魘,也可以是虛無的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