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20年專輯 系列專訪(四): 

 

 

 

 專訪詹宏志談《悲情城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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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2009/7/20
                                       地點:台北市敦化南路PCHOME ONLINE董事長詹宏志先生辦公室
                                       專訪:張靚蓓、蕭明達(攝影)、王忠培(錄影)
                                       撰文:張靚蓓 

 

 

 

    

      靚蓓(以下簡稱張):看到侯孝賢的不同之後,你怎麼幫侯孝賢?

      詹宏志(以下簡稱詹):在《戀戀風塵》的時候,我就感到其實我能做的有限。

      到了要上片時,我協助中影去做些宣傳,其實那也很難,因為中影有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當時我所說的想法,也沒得到驗證,因為我也沒有做過;而中影的整個工作流程已經變成一個結構了,譬如,這時候剪預告片,預告片要怎麼樣的,什麼時候做什麼,他們覺得工作已經是這樣了,外人也插不上手。

 

    《戀戀風塵》之後,又過了《尼羅河的女兒》,我越來越看不下去了。我有別的理論,我覺得侯孝賢的電影不應該這樣來經營,我要有一個新的經營方法,我認為他的電影在經濟上是完全沒問題的,也就是說,用侯孝賢的電影賺錢是完全沒問題的。但我需要一個新的人,他對電影沒有一個固著的想法,他有一種彈性,他會覺得「ok,這個新方法值得一試。」因為這個新方法不是憑空想像的,它有所有的細節理論,我可以解釋這些東西是怎麼做到的,所以我看不出來為什麼做不到?我在別的行業裡,如果我對一個事已經看出這麼多細節了,我覺得沒有理由做不到!

 

      何況那些細節還不是我們替他做的,而是侯孝賢已經做完了,他在國際上已經被接受了,他的電影,可以拿到全世界各個地方去,每個地方一點錢,這些錢加起來有多少,你都是可以算的,這個是不困難的。

所以我要找一個觀點比較新的投資者,可能看法上不那麼像(台北西門町)電影街上的那些老闆們;那個觀點也不是不好,而是那個觀點已經不能對付這樣的電影。我希望找較新的人,當時就想找邱復生。當然一開始他並不一定有這個想法(笑),那時候我有幾個理由覺得他有可能。第一,他已經做錄影帶很久了,也已經跨進電影發行,西片發行已經做一段時間了,所以他對電影是有些想法的。

 

      他也想拍片,所以他已經投資了《孫小毛歷險記》,那是一個經濟失敗的案子,當時他是夾在中間。

      因為他是個做西片的人,所以眼睛比較容易看到世界上其他的工作方法,我覺得溝通上會比較容易;同時我也認為投資侯孝賢的電影對他會有很大的幫助,因為他要的是國際上的資歷,就算這次投資侯孝賢電影出了差錯,沒有得到他經濟上預期的回報,但他從其他部份得來的回報也會很高的。通常作為一個發行西片的人,是要去追逐外國片商的;現在卻是,你開一個party,他們自動都來。這個地位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一直跟他解釋:「這是你的passport(哈哈哈哈)!這是你進入國際影壇的一張護照,這是你的benefit,對別人不見得有用,對你是完全有用的。」

      當時邱復生對我有一定的(信任?),信任談不上啦,因為沒有真正合作過,就是說,有一定的「欣賞」,就是他看得起我、願意聽,聽了也覺得有意思,可是他也不是那麼有把握。

      邱復生是個勤於收集資料的人,他可能會跑去問問蔡松林或王應祥,有人可能會對他說:「啊,你給詹宏志騙去了啦!電影怎麼可能會這樣子拍。」他們會提他們的建議,這個建議就是:「侯孝賢是可以賣座的,你看他以前拍鳳飛飛、沈雁的時候,都很賣座啊,現在是他想歪了嘛!就是要卡司嘛,不能再這樣,每次都找辛樹芬,又沒人知道她是誰?要拍亮一點,不蹚阿ㄋㄟ暗嗖嗖(哈);卡緊ㄋㄟ,節奏要快一點;多一些插曲,16支插曲,支支動聽。」早期的電影不都是這樣嗎?他們是好意,覺得只要這樣,就可以修正侯孝賢的缺點。

 

      但是我在旁邊,不要說作為一個朋友,就算不認得侯孝賢,就算作為一個電影觀眾,聽了,都覺得汗流浹背。他們每一個忠誠的建議,都是消滅侯孝賢的方法,沒有一個是幫助侯孝賢的。只要做了任何一件事,侯孝賢,這個好不容易從那個很奇怪的地方找出來的藝術家,就不見了!(對)

 

      就是個很特別的處境,侯孝賢到底是一個受過訓練的藝術家,還是一個素人藝術家?我也說不上來!原則上他是科班出身,他是國立藝專出來的;可是你看他的經歷,又像是素人,他是天生的藝術家。也就是說,即使他在做李行副導的時候,他就已經是有那個天賦了。譬如在安排場景這件事上,如果導演說,明天這場戲要兩個路人,侯孝賢不會隨便找兩個人來的;他會想,這兩個人應該是怎麼樣的人;譬如說,一個是道士,一個是挑著雞籠的雞販,他會去想那個細節,他可能還會加一隻狗,他會去想「戲劇」是怎麼回事。他是這樣的一個助手、一個副導演。到了他導戲的時候,其實他最厲害的就是他對景深的意見,戲不只是在表演者身上,-連他背後所有東西都是戲,他有這個洞見。

 

      這些東西究竟他是怎麼得到的?我其實是不知道的;他是怎麼變成這麼厲害的藝術家的?也沒有一個明顯的training看得出來,他就是一點點的從工作當中體會(體現)出來的,他是個天生的藝術家。

這些東西都不需要任何人幫忙,我只想說,把(侯孝賢電影)做生意的方式改變一下,重組-而已。我們已經不需要去國際上做宣傳:「嘿,台灣有個侯孝賢!」你完全不需要去做這個事,他已經都完成了。你也不需要去跟人家解釋:「這個電影有什麼好。」你也不用解釋,他已經全部做完了;這是一個寶,不是嗎?

 

      我覺得他是一個「bankable的投資標的」。我就這樣跟邱復生說,講到後來,他覺得願意嘗試。

      當時我有點擔憂的是,因為《戀戀風塵》、《尼羅河女兒》的例子,我有個感覺,就是單部電影的風險是不可預測的。

      所以如果邱復生問我:「你覺得這一部電影一定會成功嗎?」

      我說:「我不知道。」

 

      可是這套工作方法在一個範圍裡,它不會都出錯,這是我的看法。就是說,一部電影,怎麼確保它成功,這個我不曉得。但是一個電影公司怎麼確保它成功,我確實是有概念的。這跟投資股票是一樣的意思,如果一個電影公司有一個方向、有一個想法,你一年做四至六部電影,要做到它有能力能夠回收,這個是不難的;但是一部電影, 可能會很好、可能會不好,這個是不知道的,因為它可能會有這樣的風險。但是如果是個有經驗、訓練有素的團隊,同時你有機會用較長的時間來規劃一些事,因為每件事出錯的風險、成功的機率都相似;那麼合起來,這個事變成是可以管理的,這就是「電影合作社」的由來。

我跟邱復生說,一部電影我也不能擔保會成,但是一個以亞洲創作者為中心、高水準、高品質(high quality)的電影公司,它在全世界影壇是有位置的。所以我當時跟邱復生提出來的案子是一個組合,我希望他做「一部侯孝賢的電影、一部楊德昌的電影、一部陳國富的電影,還有一部方育平的電影。」我當時提出了這四部電影的計畫,所以就成立了「電影合作社」。邱復生也覺得這是個好辦法,他也同意了。
但是正式做下去之後,又有變數。因為光是談《悲情城市》就談了一年。

 

      張:談了一年?!

      詹:談了一年才談成,因為邱復生看到很多,一方面他可能看到很多也許我們沒有看到的未來,他有他的經驗。另一方面,他對一部電影在現場怎麼完成,他的經驗也不是很多,所以他對這種工作方法是否有效還是有疑問的,特別是國際上這一部份,他也沒有看過,所以在心情上有時候就有點「進兩步、退一步」。

     

      光是孝賢這個戲的決定就花了很多時間,另外三部戲再要做決定,太難,所以那部份就一直沒進展。

 

     《悲情城市》已經開始準備、進入製作狀況了,其他三個人都覺得沒法再等,方育平說,他去找別的資金,陳國富也去找別的資金;楊德昌也去找新的投資者,這部份後來我有參與,他一開始本來不是拍《牯嶺街》,到了跟中影簽約開拍時,都還不是《牯嶺街》。那個電影都還叫《帶我去吧,月光》,故事也完全不一樣,當時我跟中影談的也是《帶我去吧,月光》,一直要到開拍前,才把名字變了,先是名字變了,後來發現,完全不是同一個故事,根本是另外一個故事,這個都是當時發生的事。

 

      「合作社」也沒有解散什麼的,因為並沒有一個正式的組織,雖然當時登記了一個公司。

 

      張:不是有一個office嗎?

      詹:那個office是楊德昌去租來的,當時邱復生也幫了忙。因為工作,陳國富還幫我interview了一個英文秘書,就是芭芭拉(現今哥倫比亞電影公司亞洲區總監,曾投資《臥虎藏龍》、《雙瞳》等片),到今天都變成人物了,就有這樣的一個過程。

 

       當時的這個小團隊本來就是一個不嚴謹的關係,就是大家有一定的希望,用我作為和投資人打交道的中心所形成的一個小組織。到了《悲情城市》開拍前,其實已經沒辦法運作了,我們所有的精神就通通投注到《悲情》去了,從頭到尾還有一點點時間,我還可以去談對《牯嶺街》的投資外,其他兩部就等於完全沒有了。

後來方育平自己找投資,拍了《舞牛》,號稱是黃秋生的第一部電影,故事拍出來也不一樣了,因為中間經過了一個「六四」,方育平的心情也完全不一樣了,「六四」就變成故事的主軸,這是原來劇本裡完全沒有的。陳國富就出去拍了《國中女生》。這些東西就都散開來,進到《悲情城市》。

      《悲情城市》最早的預算,如果我沒有記錯,我第一次把預算提給邱復生的是1460萬。

 

       張:就只有1460萬?

       詹:當時是這樣,1460萬用完了片子還沒拍完,最後拍完可能花掉將近1680、90萬,後來侯孝賢說預算是1700萬,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以這個電影的scope來看,當然是非常非常省錢的,是很厲害的,那樣的電影品質(film quality),還不到50萬美金(真的是很值得)。

 

      這是當時我跟邱復生提的一個主要論點,就是說,這樣的film quality,你交給美國獨立製片,可能要花1500萬美金;你給好萊塢來拍,3000萬美金跑不掉;只要有個梅格萊恩和湯姆漢克兩個在海邊走路,就要花上3500萬美金了(哈哈哈,笑)。

      我說,侯孝賢可以拍一部epic(史詩),花50萬美金,有這樣的film quality。因為這是個epic,它可以賣全世界,每個地方你開價5萬美金、20萬美金,不為過的!這是我看到他在貿易上的「比較利益」法則,這些是完完全全你在經濟上可以預見的事。如果你可以做這樣有國際水準的film quality,你用的成本是這些,你創作力是那樣,這個事沒有理由是沒有經濟效益的。

      

      這個做法對投資人來說,也是較好的訴求;而不是說,啊,你應該支持台灣電影,那個是比較沒意義的。
至於《悲情城市》的拍片過程、遭遇的困難及趣事,當然很多啦!

 

      後來這部電影完成了,以當時的環境來講,它又面臨到一個困難,也就是說,這個電影在檢查上有沒有什麼困難?

其實在當時的氛圍裡,我是有一點小心翼翼的。

 

      就是在片子完成之前,沒有讓邱復生看到這個東西!(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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