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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大未來：國片就是要你好看 論壇紀實

論壇與會來賓（左至右）：新聞局電影處處長朱文清、監製陳鴻元、導演黃建亮、行政院新聞局局長楊永明、主持人曾寶儀、導演李祐寧、製片范健佑

時間：10/22(六) 下午14:00~16:00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2號)
主持人：曾寶儀
來賓：
《麵引子》導演 李祐寧
《五月天追夢3DNA》監製 陳鴻元
《雞排英雄》製片 范健祐
《燃燒吧!歐吉桑》導演 黃建亮

編‧撰：蕭明達 攝影/錄影：邱繼諺

行政院新聞局局長楊永明前些天回到他的母校師大附中，意外地引起了學弟妹們瘋狂的騷動，「不是因為我，」他趕緊補充說，「是因為同時『五月天』也去了」。他幽默地舉這個例子引來現場觀眾一陣笑聲，說明電影處近年在高中校園舉辦每年數十場的電影教育扎根計劃推廣活動所引起的熱烈迴響，同時也反映在國片節節高昇的票房上。在上週六(十月二十二日)新聞局主辦的「電影大未來—國片就是要你好看」電影論壇上，楊局長說：「今年是台灣電影復興之年」，台灣電影巿佔率從去年不到百分之八，到今年已經突破百分之十五。「台灣的驕傲，在九十年代以前是經濟，九十年代之後是政治的民主化，現在開始是我們的文化，我們的軟實力。這驕傲應歸功於所有電影人共同的努力。」除了教育推廣，他也細數近年政府在電影政策、投資、創意、行銷各個面向具體的政績。而這些成果也受到論壇幾位主講的電影人的具體的回應與肯定。楊局長開場之後，接著由主持人曾寶儀上場，和與會的四位電影人：導演李祐寧、黃建亮及監製陳鴻元、范健祐暢談各人的經驗。以下是精彩摘要：

曾寶儀：

二○一一年從許多角度來看，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因為不管是從量與質，從票房，都有非常好的成績。從年初的《雞排英雄》開始，一直延續到暑假、現在，甚至接下來都有許多好的電影要上戲院。看國片在台灣已經成為一種全民運動，可是平常我們在媒體上看到的都是男主角、女主角的新聞。但是如果沒有這麼多幕後工作人員付出心力、製片負責去找錢，怎麼會有這麼多好看的戲來送給大家呢？謝謝新聞局累積了多年努力才有今天的成績。希望這個座談會可以把這個氣勢可以延續，經驗可以傳承下去，我們希望不只是二○一一年、二○一二年，甚至到更遙遠的未來，台灣的電影都可以蓬勃的發展下去。我們邀到四位優秀的電影工作者，跟我們分享到底這幾年來，他們過著多麼不容易的日子。而接著有沒有好日子等著我們呢？我們就一起展望未來吧！

李祐寧：

今年的現象讓我覺得非常的興奮。我們這些老導演仍然有機會拍，主要的動力在於輔導金。沒有輔導金，大家都動不了。因為年輕朋友滿腔熱血寫了個劇本，沒有拍出來，你的才華只讓人看到一半。怎麼辦？你必須把它拍出來。如果有了新聞局輔導金的支持，你有了活水，有了第一筆資金，聲音就比較大，找其它投資人就比較容易。老導演同時也享受到輔導金這個非常好的制度。在國外，很少有政府直接投資電影的。台灣這個制度在今年忽然看到它突圍而出，忽然的顯現它的威力。我們實行輔導金持續幾十年了，但今年忽然看到它發揚光大。

曾寶儀： 

范老師今年初的《雞排英雄》交出了一個非常漂亮的成績單。片子從籌備到上片的時間並不是很長。你們是先決定檔期，再決定要拍這個戲。這和從前很不一樣。大家以前都是先拿輔導金，再去找錢，找到錢就拍，拍完什麼時候上？不知道。因為還要找錢做宣傳之類，都遙遙無期。但是你們做了一件很衝的事情，就是賀歲檔。快！上！而且決定一個Target(目標)非常明確，拍的是小人物，很貼近我們的生活。為什麼你們當時做這個決定？

范健佑： 

《雞排英雄》前年拿了第一桶金，就是四百萬的輔導金。剛在VCR介紹裡面，提到《一八九五》票房有三千多萬，又是年度票房冠軍，所以就拿到三百萬的票房獎金，再和其它（資金）加起來總共約有一千萬，所以我們就想用二千萬來拍。但是，就在《一八九五》做行銷的時候，我們遇到福斯電影公司總經理涂銘，他說，既然你要拍本土的東西，為什麼不把巿場做大？ 就衝著這句話，導演把整個劇本都改了。送輔導金的演員，也都重新洗牌。那時候《艋舺》的預算，就是五千到六千萬，它是十幾年來台灣所沒有的賀歲片。我們就鎖定這個目標，成本定在五千萬到六千萬，開始去找資金。電影在十月中旬開拍，四十五天拍完，邊拍邊剪，然後馬上做後期。片商來看時，還是比較rough粗糙的東西，但是看完以後就說，有的要二個拷貝，有的四個拷貝，馬上下訂單。本來預估六十個拷貝，後來變成七十個，最後增加到八十個拷貝，它已經接近一個market share(巿佔率) 大眾電影的經濟效益。片子前面的置入性行銷，到後面的行銷，整個都很到位。電影在一月二十八日上片，但是直到一月十六日才拿到准演執照。第一次審查沒有過，因為是保護級，但我們想做賀歲片，想要普遍級，後來有學者和輔導金的評審幫忙背書，就改成普遍級，就是八歲到八十歲觀眾都可以看的賀歲片，目標就訂在這裡。

曾寶儀： 

請問陳鴻元先生，這麼多年來，你投注在電影事業上，您覺得今年的關鍵轉捩點在哪裡？

陳鴻元：

 環境的改變並不是很多，因為好萊塢的片子還是很多，真正的改變在於國片內容(Content)的改變。你看《雞排英雄》，你可以清楚知道，它是勵志喜劇，或是鄉士喜劇；《賽德克‧巴萊》是史詩戰爭片；《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愛情喜劇；《殺手歐陽盆栽》，黑色喜劇。你可以看到片名，或是它的故事，或預告片，大概知道它是什麼類型。但是以前的國片，大概都是Drama，就是劇情片。在電影行銷裡面，劇情片是最難行銷的。過去可能是台灣新電影的影響，導演喜歡那樣拍。最近真正的轉捩點，應該是《海角七號》。它很像好萊塢的敘事模式，標準的三幕劇。它講小人物怎麼努力，最後成功的故事。這個片子製造了五億多的票房。它讓電影工作者知道，你如果要讓電影產業真正變成產業，你必須提供觀眾喜歡的故事。後來的《艋舺》，他們也是一開始就設定春節檔，完全按照好萊塢標準行銷作業模式去操作這部電影，然後大賣。從那時候電影圈的人就知道，以後每年過年檔，大家都會去搶，因為製造了一個成功案例出來，大家都會去Follow。跟著《雞排英雄》出來，也做了一億三千萬元。二○一二年的春節檔，有七部國片要競逐那個巿場。這就是標準的商業電影，或者說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就是這個樣子。也就是說，環境其實沒變，只是拍電影的心態在改變。

曾寶儀：

導演黃建亮的經歷很特別。他本來是平面攝影師，然後去拍了紀錄片，《燃燒吧，歐吉桑》是他的第一部劇情片。而這部劇情片也是非常曲折，因為這部電影的前身昨天才參加金鐘獎，名字叫《二二九光榮事變》，然後今天突然就變成《燃燒吧，歐吉桑》。這是怎麼回事呢？可不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這其中劇情怎麼演變，因為這也是夢想愈做愈大的感覺。到底怎麼從金鐘獎，變成金馬獎，這其中過程還滿值得考究的。

黃建亮： 

我在一九八六年到美國讀的是電影，那時候還蠻想拍電影的，因為那是我們電影的黃金年代。後來我在一九九三年跟李安導演拍了《喜宴》以後，就覺得電影我可能玩不起，因為沒有錢，工作量又大，一點都不好玩。那個時候電腦剪片才剛開始，李安投資了很多錢去買硬碟，就是為了去剪那部電影。拍完之後，我就被嚇到了，體會到一個事實，因為錢實在是很重要。但我還是很喜歡創作，我會從事平面攝影，就是因為它不需要很多錢，我又可完全掌控。後來做紀錄片，也是跟錢有關。DV出來以後，整個花費又降低了，我又可以回來做我想做的事，不一定要像從前用膠捲。紀錄片拍多了，看到台灣各個不同層面的人。我們拍的Discovery是有議題取向的，就像二位製片前面提到的，我們在事前開會選議題，甚至紀錄片也要選角，整個操作方式還蠻像劇情片，那時就覺得時間到了，湊點錢，我們也要來玩一下劇情片。所以，我們申請到的第一筆錢，是HD電視電影。在合約上，它必須在HD頻道播掉，但它在我的心目中，我就是把它當作電影在拍。我們投資的錢，也花了自己一、兩千萬。去年在HD頻道播出以後，我們重新剪接、後製、音效，整個都重新做過，馬上在下個禮拜就會跟各位見面。

曾寶儀：

李導演，請問你認為建立製片制是有必要的嗎？

李祐寧： 

剛剛寶儀問了台下的年輕朋友們，在電影圈裡面，工作很多，各式各樣，舉手表示想要做導演的還是比較多。台灣電影從我做學徒，進這行，到後來我在大學教電影，教了二十年以後，我覺得有一個最重要的現象，回應一下剛才鴻元兄的感覺，過去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立志要做導演，電影這一行，好像除了導演以外，都不怎麼樣。但是在最近大概十年開始有轉變了，就是大家進了電影界，發現裡面專業的工作很多，導演只是其中一環，還有製片、攝影、美工、燈光。有許多朋友，他立志不做導演，他做製片。我覺得台灣現在真正的從導演制走向製片制。因為當導演變成電影這個家園裡的上帝的時候，它會比較個人化，會變成一種宗教崇拜，就是導演最大，其它就是跟班的。電影這樣就沒辦法變成工業，它不能複製，它變成非常個人的美學。我們在台灣新電影看到很多大師，楊德昌、侯孝賢一路下來，和比較年輕的蔡明亮，都非常具有代表性，這些作品在我們心目中，都是非常有份量的藝術品、精品；但是，電影要工業化以後，它必須要一個Team（團隊）有效的掌握製片，掌握預算，方向要非常清楚精準，甚至於將來行銷怎麼做，製片都要能掌握。所以製片是一部電影真正的一個頭，而不是導演。這個我在許多年前就講過，希望台灣能夠恢復製片制，然後才能工業化。

曾寶儀： 

今天講了許多，但是定位真的很重要，如果你的片子就是要賣錢，你要觀眾掏錢進戲院看你的電影，你就是要把觀眾放在心上；但如果你想就是要這樣拍，那也沒關係，你就想辦法自己完成，你也不欠任何人， 如果你想清楚，衝突就不會這麼多。最後，想請問陳鴻元先生，國片的未來到底要往哪裡去？

陳鴻元： 

這是一個大哉問的東西。我個人認為，國片的未來在中國大陸，巿場在中國大陸，因為台灣畢竟是個小的巿場。但是，很多人說，電影行銷可以行銷全世界，實際上，電影是個文化產品。目前能夠行銷全世界的電影只有好萊塢。沒有其它國家的電影能夠行銷全世界，除了少數藝術電影之外。這樣說好了：今天印尼也拍片，緬甸也拍片，在座有人有興趣去看印尼或緬甸的電影嗎？舉個例來講，美國旁邊有加拿大和墨西哥，但美國人不看加拿大和墨西哥電影。《無間道》在亞洲賣得非常好，但美國人不會把梁朝偉、劉德華演的《無間道》拿去美國發行，他們知道這個片子在亞洲有巿場，他們把版權買下來，找馬丁史柯西斯，和李奧納多拍了個美國版。《七夜怪談》在日本、在香港、在台灣都非常賣座，他們把劇本買下來，拍了個美國版。他們不會引進台灣電影到歐美去做商業放映，因為沒有這個巿場。

但是，中國大陸就是我們的巿場。電影是個文化產品，就有文化歧視的問題。 美國人不會去去看台灣電影，因為他們認為台灣不見得比他們好，在其它地區此理亦同。

但是，大部分的中國人認為台灣的LIFE STYLE比中國現在要好很多。 這就是為何台灣的偶像劇，在大陸那麼受歡迎的原因。中國大陸會對台灣的現代題材有興趣。所以我們要思考，如何拍出具有台灣現代特色的電影，然後進入到中國大陸巿場。

香港在做這事情。在二○○三年，陳可辛導演跟我說，他不進入中國大陸巿場，因為為了進入大陸巿場，他們必須做這樣那樣的修正。他說，這樣拍的電影既沒有香港特色，又不是中國大陸電影，兩邊巿場都失去觀眾。後來陳可辛發覺，中國大陸巿場是他唯一可以掌握的巿場，結果他去拍了《如果愛》、《十月圍城》和《投名狀》、《武俠》。

另外有個導演，叫杜琪峰，他死守香港，只拍香港的電影。這幾年出現了一個情況，像《A+偵探》、《B+偵探》、大部分都是警匪類型，全部都保持香港電影生猛的特色，這些電影大部分在中國大陸的票房都有一億人民幣以上。《竊聽風雲》更厲害，它做到二億人民幣。這些都是它保有香港獨有的味道，而中國大陸接受。我們要想的就是這種事情。

范健佑： 

大家從事電影，也要熟悉法律，但這個法律不是要你去鑽漏洞。像我做《1895》的時候，已經知道那一年的票房第一名是《海角七號》，第二名《功夫灌籃》、第三名《冏男孩》。據我所知，那時新聞局有補助第一名三百萬，第二名二百萬，第三名一百萬。因為我們的票房沒贏過《冏男孩》，我就跟片商建議說，可不可以讓我們的片子跨年，變成我們在一月中旬下片。我們本來在前一年是第四名，結果一翻身，變成隔年的第一名。這就是說，你要知道新聞局有怎樣的補助。

曾寶儀： 

他真的是不藏私的，但這也是個賭注，要看隔一年有什麼片子。

范健祐： 

其實我們看每一年的輔導金，我們就知道前三名，後三名會是什麼片子。所以新聞局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明年的電影好不好，就看前一年的輔導金給多少。今年為什麼電影那麼好，就是他給新導演三百萬、四百萬。新導演他想拼，只要他有母金，他會想怎麼樣去把四百萬變八百萬，這個比較重要。然後，從上游、中游、下游，從劇本開始開發，有五十萬的獎金，到後面的行銷，你去跑影展、你坐飛機，新聞局還補助你機票。那你為什麼不好好利用呢？因為這是我們納稅人的錢，你只是把它拿回來用。

台灣電影人的特色在這一次座談會中充分展現，而現場滿座的觀眾也收穫滿滿！國片新希望談了多年，終於在這兩年又露出新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