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101P_國家電影資料館 電子報部落格

文／陳儒修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

台灣新電影時期的影片具有批判意識，很寫實地暴露台北陰暗的一面。台北對外地人來說，有如迷宮，讓他們找不到方向，對台北人而言，又何嘗不是如此？台北人總是帶著一種失落感在過生活。後新電影時期開始，台北的位置不一樣了，電影開始把台北放在一個全球化的座標，不是呼應台灣其他城市，而是呼應整個世界。台北充滿了機會。這時候的地標也不是如火車站的交通樞紐，而是充滿商業行為的商業大樓，如101。標的物的改變也同時呈現電影的變遷。後新電影裡的台北變成了一座遊樂園，充滿機會，可以去冒險，得到更多讓自己快樂的可能性。

就人際關係來說，新電影時期會區分台北人和南部人、都市人和鄉下人。人際網路都是靠彼此認識的人介紹，遇上挫折就會產生懷舊（重返家園的痛苦渴念）及疏離的情緒，認為「台北不是我的家」，找不到自我身份的認同，接而產生焦慮。後新電影時期開始，電影裡則出現了不同的外來客，包括：移民、外國人、外籍移工。成員複雜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趨向科技化，透過網際網路這種虛擬關係，人很容易與過去產生斷裂、失憶，也就是只活在當下、此時此刻，處於游牧、漂泊的狀態。剩餘的一線希望，只能寄託於「家是心之所在」這種想法。還有一種心態，就是四處為家、地球村的觀念。這樣的觀念是依附在不斷變化的各種身份認同裡，不斷去適應各種環境，產生的病症就是「無聊」，做任何事都是在殺時間。像現代人轉選台器的時間可能已經勝過看電視本身，在網路上逛來逛去，瀏覽很多網頁卻不知道要看什麼。

以下想要用三部不同年份的影片做例子。蔡明亮在2002年拍攝短片《天橋不見了》，這部片子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在他前一部影片《你那邊幾點》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場景，就是台北火車站前面那座天橋。他拍完《你那邊幾點》後去法國講學，結果回台灣之後，這座天橋不見了，於是他開始反思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他發現城市的變遷很迅速，而都市裡的人對於這樣的變遷毫不猶豫地接受，也不會去質疑。例如，火車站前面這座天橋被拆了，何時被拆？為什麼沒有人想管？於是蔡明亮建構出一種情境：在《你那邊幾點》裡，陳湘琪飾演的角色在天橋上和小康買了假錶後，就去了法國。《天橋不見了》就是沿續這個故事，湘琪回來了，但是她去哪裡找小康呢？天橋不見了。

這部電影說明了一種現象，都市人要如何面對不斷變遷的狀態？還是只能緬懷過去的歷史？我們只能從《你那邊幾點》看見那座天橋是真的存在過，這時《你那邊幾點》變成了一部紀錄片。不只天橋不見了，人的記憶也不見了。

台北是個獨特而急遽發展的地方，然而在都市發展的經驗當中，幾乎每十年就要經歷一次將舊有記憶拋棄，以便容納新的都市景觀的經驗。不僅不同世代缺乏對台北城市的共同記憶，許多細膩而感人的回憶，也在地景消失之後令人遺憾與緬懷。

都市漫遊者‧寂寞的群眾

2008年出現《停車》一片，談的是都市人的困境與人際關係的疏離，呈現的是都市裡無時無刻不斷發生的一種偶然與巧合。都市環境不斷變化，導致人類心靈的疲憊。張震飾演的角色叫陳墨，就是取「沈默」的諧音。他很少講話，但為了尋找擋住他的車的車主，卻必須不斷地講話。我們可以把他解釋成一個「都市漫遊者」的概念。班雅明認為，漫遊者就是一種都會人，或者說是城市觀察家。漫遊者就是不斷遊走、不斷觀察、居無定所。而在都市漫遊者的對立面，我們可以看到另一種「寂寞的群眾」：都市人每天上下班搭捷運，大家擠在一個擁擠的空間裡，但是每個人都很寂寞。「孤獨是我們時代極其普遍的人類經驗，它體現了個人與公共世界的疏離。」這是一種社會現象，愈熱鬧愈孤獨。

到了2010年，公視有一部短片集《台北異想》，找不同的導演來拍台北的二十四個小時。其中有一段〈走夢人〉，講述一個上班族在捷運裡撿到一個小孩，帶著他去找媽媽的故事。這其實是一個尋找自我的寓言，每個人都在尋找自己。這個片子一開始的對白就是：「二十一世紀的公民存在感就和台北市的交通一樣，曖昧。」在捷運裡我們貼得很近，卻不敢對任何人傾吐心事。這部片呈現出另類的台北人，他們試圖在都市叢林裡找到自己的位置，努力與他人互動，以建構另一種新的生存法則，同時也談到一個上班族下班後，脫離職場禁錮的另一種世界，就好像片中出現的一張字卡：「下班的打卡鐘，可以敲開城市的夢遊門。」

從最早期的台灣電影一路看下來，以前電影裡的台北人很悲觀而苦悶，現在則變得比較多元。以〈走夢人〉做為結束，是希望讓大家明白，也許我們還是有另一種快樂的可能。

(本文摘錄自作者所著《穿越幽暗鏡界──台灣電影百年思考》(書林，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