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片《飢餓》(Hunger) 似乎一直「獎」不完。《電影筆記》當然也很重視史提夫․麥昆 (Steve McQueen) 的這部影片，所以，十一月號裡面有一篇稍微有點長的專訪。
首先來談史提夫․麥昆的《飢餓》，這部片前陣子才被金馬影展選為神秘場放映。這部片是在講北愛爾蘭共和軍成員巴比․桑茲 (Bobby Sands) 在獄中絕食的故事，榮獲今年坎城影展金攝影機獎（也就是被獎勵的首部作）。
以下是史提夫․麥昆，已經很有名的英國前衛藝術家的專訪。
《電影筆記》：您是否一直都很想拍電影？
麥昆：是的。對我來說，大銀幕就是一面鏡子，我希望能讓人們在電影中看到他們自己。如果是拍一些很異國情調的東西、遠離他們的生活的東西，我沒興趣給他們看這樣的東西。
《電影筆記》：是否能說，在實體藝術的領域內工作，或是為畫廊、為博物館工作，這是逼不得已的權宜之計？
麥昆：不能這樣說，因為我所做的東西就是我想要做的東西，那些是比較不一樣的藝術實踐，那會要求比較不一樣的形式研究。從某種角度來看，要拍一部片，它的形式其實已經有了，唯一你還能夠幹得漂亮的是去顛覆這樣的形式。一部片其實是比較像一本小說，但是錄影藝術 (art video) 卻看似比較像是詩歌。我在倫敦學了實體藝術之後，我就到紐約大學繼續學電影創作，但在那裡我撐不過三個月的時間。他們對電影的概念，簡直是極端地制式化，這不能做、那不能做、到處都是禁忌，感覺上每個人都要我們拍出同一部電影，拍那種老早已經存在了的電影。這種教學，目的是在培養認證好了的專業技術人才，好讓你趕快在這個工業中找到一份工作；這種教學不是在刺激你走出去好好地作探索、發現。由於我拿到一筆獎學金，所以我能夠進入紐約大學中知名的提許學院 (Tisch School)；那機會的確是一種特優的好康，幸好我不是花上很長的時間才瞭解到那樣的教學設計並不適合我。在歐洲，關於拍電影的實踐，其想法是真的比較開放，也真的更加符合我的想法。經歷紐約大學的負面經驗，並沒有挫折我的電影夢，但是呢，卻讓我先轉進藝術畫廊之路，而不是那種通往複合放映廳的電影院的「輝煌管道」(voie royale)。
《電影筆記》：但是，您在藝術畫廊展出的一些作品，已經是電影了？
麥昆：當然，我跟這個世界所保持的這個關係，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採取電影的方式，不管我實際上到底是使用哪一種工具。我所做的一切，已屬於電影的時代。
《電影筆記》：《飢餓》終於是您跨進電影創作的第一步。
麥昆：是的。但，不管要怎麼說，這絕非只是純粹地終於要拍電影了，而是巴比․桑茲的故事長存我心。他的面孔，在我童年的時候，即過目不忘。（原註：當巴比․桑茲在一九八一年五月五號死亡時，史提夫․麥昆時年十一歲。）
《電影筆記》：可是您也針對影片所講的那個年代的那些事件作出了一些研究。
麥昆：當然。這個時候是一九八○年代初期，很灰暗的一段時期；如果我們再拿起那個時候的報紙來看，我們將會震驚說那根本是一連串悲劇性的事件的積累。所以我們嘗試著把我們自己再放回那個年代的精神中，然後我們開始工作：我們作了些彩排，再彩排，再彩排，再彩排。所有一切，都已經寫好了，每一個字都很精確，所以我們沒有一分一毫的即興演出；整件事並非是要達成一種表演、表現，而是：存在。彩排有助於從困局中解放出來，彩排能夠透過超越「做」(faire) 的問題，來達成提升「存有」(être) 的境界──如果我們可以這樣子說的話。這也是因為我們考慮到演員們在這個時候是兩個人一起對戲的事。在影片開拍之前，麥可․法斯班德 (Michael Fassbender) 跟連恩․康寧漢 (Liam Cunningham) 兩個人彼此並不認識；但是一旦他們碰在一起聊開了，簡直就像米克․傑格 (Mick Jagger) 配上凱斯․李察 (Keith Richard)！（譯註：後兩位是英國滾石 (Rolling Stones) 合唱團的主唱跟吉他手。）他們兩位，就像是搭檔在一起的拳擊手，兩個人一起訓練彼此；但是當決鬥的日子到來時，他們是真正地打在彼此身上。這真的超級奇怪。
《電影筆記》：您期待演員們有什麼表現？
麥昆：希望他們能擁有一些敏銳度 (sensibilité)，能夠敞開自己、投入劇本、進入狀況。反過來，我的工作是要保護他們，不要在他們付出他們的心力時受了傷。當一位演員犧牲奉獻時，他其實就處在很危險的情況，我的職責就是要避免他們太慷慨、導致變成慷慨的受害者。他們要對我有信心，對我這一位值得放心的人付出信心。關於大對話的那一段場景，實際上我們是一口氣不間斷地拍出來的，沒有喊「卡」。那個鏡頭拍到底的時候，拿麥克風的人真的因為沒力就昏厥過去了！因為那個景，是這麼地緊繃、緊張。
《電影筆記》：您只拍了一次嗎？
麥昆：沒有，拍了四次。
《電影筆記》：這部片在好幾個地方，已達到某種程度的不太尋常的暴力。您怎麼樣決定到哪邊您要繼續下去或您要停下來？
麥昆：我從來沒有想要說在哪邊我要減弱或風格化我所要拍的暴力。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太懶惰、太拙劣了，面對我們所要拍的情境，那樣也就會是懦夫的作為。當我們在拍囚犯被獄卒嚴重地鞭打的場景時，我們總共拍了四次，而且，那個「打」是真正地打下去，演員們是真正地被打，我們可以從他們的皮膚上看到被打的痕跡。當然，是我個人完全要為這樣子的事情負責任，因為是我開啟的、是我要求他們要這樣子做。到某一段時間，我不得不說停，因為，很明顯那非常難受；但是他們每一個人都對我說：「史提夫，史提夫，要繼續拍啦；我們還能夠演得更好。」
《電影筆記》：這部片的某一種形式的暴力，正是飾演巴比․桑茲的麥可․法斯班德他的身體的嚴重瘦弱的變化。
麥昆：的確是。為了反抗其他人的暴力，巴比․桑茲選擇採取更高一層次的暴力，因為從一絕食開始，只要一越過某一境界，結果就變成是不可逆轉的了。
（以上譯文的部分，原載於國家電影資料館電子報。）
翻譯：周星星
首先來談史提夫․麥昆的《飢餓》，這部片前陣子才被金馬影展選為神秘場放映。這部片是在講北愛爾蘭共和軍成員巴比․桑茲 (Bobby Sands) 在獄中絕食的故事，榮獲今年坎城影展金攝影機獎（也就是被獎勵的首部作）。
以下是史提夫․麥昆，已經很有名的英國前衛藝術家的專訪。
《電影筆記》：您是否一直都很想拍電影？
麥昆：是的。對我來說，大銀幕就是一面鏡子，我希望能讓人們在電影中看到他們自己。如果是拍一些很異國情調的東西、遠離他們的生活的東西，我沒興趣給他們看這樣的東西。
《電影筆記》：是否能說，在實體藝術的領域內工作，或是為畫廊、為博物館工作，這是逼不得已的權宜之計？
麥昆：不能這樣說，因為我所做的東西就是我想要做的東西，那些是比較不一樣的藝術實踐，那會要求比較不一樣的形式研究。從某種角度來看，要拍一部片，它的形式其實已經有了，唯一你還能夠幹得漂亮的是去顛覆這樣的形式。一部片其實是比較像一本小說，但是錄影藝術 (art video) 卻看似比較像是詩歌。我在倫敦學了實體藝術之後，我就到紐約大學繼續學電影創作，但在那裡我撐不過三個月的時間。他們對電影的概念，簡直是極端地制式化，這不能做、那不能做、到處都是禁忌，感覺上每個人都要我們拍出同一部電影，拍那種老早已經存在了的電影。這種教學，目的是在培養認證好了的專業技術人才，好讓你趕快在這個工業中找到一份工作；這種教學不是在刺激你走出去好好地作探索、發現。由於我拿到一筆獎學金，所以我能夠進入紐約大學中知名的提許學院 (Tisch School)；那機會的確是一種特優的好康，幸好我不是花上很長的時間才瞭解到那樣的教學設計並不適合我。在歐洲，關於拍電影的實踐，其想法是真的比較開放，也真的更加符合我的想法。經歷紐約大學的負面經驗，並沒有挫折我的電影夢，但是呢，卻讓我先轉進藝術畫廊之路，而不是那種通往複合放映廳的電影院的「輝煌管道」(voie royale)。
《電影筆記》：但是，您在藝術畫廊展出的一些作品，已經是電影了？
麥昆：當然，我跟這個世界所保持的這個關係，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採取電影的方式，不管我實際上到底是使用哪一種工具。我所做的一切，已屬於電影的時代。
《電影筆記》：《飢餓》終於是您跨進電影創作的第一步。
麥昆：是的。但，不管要怎麼說，這絕非只是純粹地終於要拍電影了，而是巴比․桑茲的故事長存我心。他的面孔，在我童年的時候，即過目不忘。（原註：當巴比․桑茲在一九八一年五月五號死亡時，史提夫․麥昆時年十一歲。）
《電影筆記》：可是您也針對影片所講的那個年代的那些事件作出了一些研究。
麥昆：當然。這個時候是一九八○年代初期，很灰暗的一段時期；如果我們再拿起那個時候的報紙來看，我們將會震驚說那根本是一連串悲劇性的事件的積累。所以我們嘗試著把我們自己再放回那個年代的精神中，然後我們開始工作：我們作了些彩排，再彩排，再彩排，再彩排。所有一切，都已經寫好了，每一個字都很精確，所以我們沒有一分一毫的即興演出；整件事並非是要達成一種表演、表現，而是：存在。彩排有助於從困局中解放出來，彩排能夠透過超越「做」(faire) 的問題，來達成提升「存有」(être) 的境界──如果我們可以這樣子說的話。這也是因為我們考慮到演員們在這個時候是兩個人一起對戲的事。在影片開拍之前，麥可․法斯班德 (Michael Fassbender) 跟連恩․康寧漢 (Liam Cunningham) 兩個人彼此並不認識；但是一旦他們碰在一起聊開了，簡直就像米克․傑格 (Mick Jagger) 配上凱斯․李察 (Keith Richard)！（譯註：後兩位是英國滾石 (Rolling Stones) 合唱團的主唱跟吉他手。）他們兩位，就像是搭檔在一起的拳擊手，兩個人一起訓練彼此；但是當決鬥的日子到來時，他們是真正地打在彼此身上。這真的超級奇怪。
《電影筆記》：您期待演員們有什麼表現？
麥昆：希望他們能擁有一些敏銳度 (sensibilité)，能夠敞開自己、投入劇本、進入狀況。反過來，我的工作是要保護他們，不要在他們付出他們的心力時受了傷。當一位演員犧牲奉獻時，他其實就處在很危險的情況，我的職責就是要避免他們太慷慨、導致變成慷慨的受害者。他們要對我有信心，對我這一位值得放心的人付出信心。關於大對話的那一段場景，實際上我們是一口氣不間斷地拍出來的，沒有喊「卡」。那個鏡頭拍到底的時候，拿麥克風的人真的因為沒力就昏厥過去了！因為那個景，是這麼地緊繃、緊張。
《電影筆記》：您只拍了一次嗎？
麥昆：沒有，拍了四次。
《電影筆記》：這部片在好幾個地方，已達到某種程度的不太尋常的暴力。您怎麼樣決定到哪邊您要繼續下去或您要停下來？
麥昆：我從來沒有想要說在哪邊我要減弱或風格化我所要拍的暴力。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太懶惰、太拙劣了，面對我們所要拍的情境，那樣也就會是懦夫的作為。當我們在拍囚犯被獄卒嚴重地鞭打的場景時，我們總共拍了四次，而且，那個「打」是真正地打下去，演員們是真正地被打，我們可以從他們的皮膚上看到被打的痕跡。當然，是我個人完全要為這樣子的事情負責任，因為是我開啟的、是我要求他們要這樣子做。到某一段時間，我不得不說停，因為，很明顯那非常難受；但是他們每一個人都對我說：「史提夫，史提夫，要繼續拍啦；我們還能夠演得更好。」
《電影筆記》：這部片的某一種形式的暴力，正是飾演巴比․桑茲的麥可․法斯班德他的身體的嚴重瘦弱的變化。
麥昆：的確是。為了反抗其他人的暴力，巴比․桑茲選擇採取更高一層次的暴力，因為從一絕食開始，只要一越過某一境界，結果就變成是不可逆轉的了。
（以上譯文的部分，原載於國家電影資料館電子報。）
翻譯：周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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