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101P_國家電影資料館 電子報部落格

◎劉森堯

　　 一九八七年，柏格曼於六十九歲之年出版他個人的自傳（原名《魔術燈籠》Laterna Magica)，總結了他一生的特出行誼以及多采多姿的藝術創作歷程。一九八二年，柏格曼拍攝了《芬妮與亞歷山大》(Fanny and Alexander)一片，宣稱是他畢生電影生涯的壓軸之作，並且聲稱這將亦是他息影前的最後一部作品。這部電影推出之後，備受矚目，也備受好評，一般論者均認為這部片子帶有很濃厚的自傳色彩，我們比照《魔術燈籠》一書，確實可以發現許多柏格曼自己的自傳性影子——童年生活、父母不和諧的婚姻、死亡陰影所帶來的驚嚇……等等。

　　一九八九年，柏格曼又寫了一個電影劇本，片名是《好意》(Good Intentions)，交由以《比利小英雄》一片聞名全球的丹麥籍導演奧古斯特拍成電影。《好意》也是一部帶有強烈自傳色彩的影片，可以說是承續《芬妮與亞歷山大》的家庭編年史，後者的靈感來自柏格曼小時候在外婆家的童年回憶以及他自己親眼所見父母地獄一般的婚姻生活；《好意》則可以從柏格曼新近出版的自傳《魔術燈籠》中追溯源頭。然而，自傳並沒有真正著墨於他父母的婚姻，但他曾表示稍後要完成，《好意》這部影片即是銜接在《魔術燈籠》之後另一次有關他父母婚姻生活的告白。

　　柏格曼出生於一九一八年，他的母親出身中產階級，不但容貌出眾，而且聰明穎慧，才華橫溢。他的父親是路德教會的牧師，儀表堂皇，穿著整齊光鮮，算得上是標準的北歐型美男子。然而，他父母的婚姻卻註定是一樁失敗的結合，兩人的個性極端不同，父親嚴肅而神經質，母親則是熱情浪漫。在《魔術燈籠》中，柏格曼就曾經描寫到母親的紅杏出牆，以及父母互相撕破臉鬧到要離婚，後來沒有離婚據說是為了三個小孩的緣故。

　　牧師對小孩的管教極為嚴厲，動輒施加鞭笞叱罵，這遂造成了柏格曼日後的叛逆性格，在他的青少年時代漸漸產生對父母和家庭的不滿情緒，也變得桀傲不馴，不肯循規蹈矩，父親對此早已憤忿不滿，就在他大學唸了一半決心輟學那一年的某一天，父子兩人終於反目成仇，互相厭惡的情緒遂一發而不可收拾，在爭執中牧師打了兒子一巴掌，柏格曼也不甘示弱，把老子一拳打倒在地，當母親試圖調解時，柏格曼也順手打了她一個耳光，然後回房收拾行李，就此離家出走。

　　柏格曼在功成利就之後，回憶起以前嚴格的家庭生活時，曾經這樣說過：「這個嚴厲的中產階級家庭為我塑造了一面牆來反擊，使我愈磨愈銳利。同時他們也提供了我一些價值，像效率、準時、對金錢的責任感等等，這些雖然是中產階級的作風，其實正是生活上的一種紀律，對藝術家而言相當重要。雖然如此，青年時代的柏格曼還是不顧父母親的某些價值觀，而成為中產階級的叛逆，但在叛逆份子中，他又因為受到嚴格家教的某些影響，而成為其中的異端。他的電影作品中所散發的獨特氣質，以及對生活現象的觀察和批評，正是他叛逆性格的表現，他的宗教觀、愛情觀，以至於全盤的人生觀，無一不是受到家庭背景及生長環境的重大影響。

拒絕或接受

　　一九四四年以來，柏格曼開始活躍於瑞典的戲劇圈和電影圈，一九五六年及一九五七年，他的《夏夜的微笑》（Smiles of a Summer Night） 和《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 兩片連續兩年在坎城影展贏得審查員特別獎，一九五八年更是豐收的一年，《生命的邊緣》（Brink of Life） 一片又在坎城影展獲獎，《野草莓》（Wild Strawberries） 則在柏林影展贏得金熊獎。突然之間，柏格曼竟成為世界影壇上響亮的名字。從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末期可以說是柏格曼電影生涯的黃金時期 ，這個時期他拍攝了許多甚受矚目的重要作品，除了前述三部之外尚有：《處女之泉》（The Virgin Spring，一九六一年奧斯卡最佳外片）、《穿過黑暗的玻璃》（Through a Glass Darkly，一九六二年奧斯卡最佳外片）、《沈默》（The Silence，一九六三年）、《假面》（Persona，一九六六年） ...... 等。

　　從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八二年的《芬妮與亞歷山大》一片為止，柏格曼拍攝了將近四十部左右的電影，以他的創作歷程來講，約略可區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大約十年左右，從一九四四年到一九五五年，這是摸索的階段，也是邁向成熟的階段。第二個階段從一九五六年的《夏夜的微笑》到一九六九年的《羞恥》（The Shame），是柏格曼全然成熟並且以大師的姿態睥睨世界影壇的黃金時期，這個階段有四部影片可以在影壇上永垂不朽：《第七封印》、《野草莓》、《沈默》以及《假面》。進入七十年代之後以至八十年代的第三個階段是柏格曼的國際性時期，特別是稅務糾紛發生之後在國外拍攝製作的片子如《蛇蛋》（The Serpent's Egg）、《秋光奏鳴曲》（The Autumn Sonata），以及《傀儡生命》（From the Life of Marionettes）等片，這些影片較之先前的片子大多懷有較多的野心企圖，特別是回去瑞典之後的壓軸之作《芬妮與亞歷山大》，在面貌上顯得較為花俏，以實質而言，個人認為並沒有超越先前的作品，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柏格曼的黃金時期，該時期的作品最為登峰造極，這是至今仍為一般論者所公認的事實。.........(待續)（本文節錄自遠流出版社出版之《柏格曼自傳》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