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20年專輯 系列專訪(四): FIANL!!!

 

專訪詹宏志談《悲情城巿》

  完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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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台北市敦化南路PCHOME ONLINE董事長詹宏志先生辦公室
                                            時間:2009/7/20
                                            專訪:張靚蓓、蕭明達(攝影)、王忠培(錄影)
                                            撰文:張靚蓓

 

張靚蓓(以下簡稱張)︰可是我從他們的言談中,都聽出來你佔有非常重要的份量!

詹宏志(以下簡稱詹)︰我想那是感情上的,可能是他們對我對他們的肯定看得特別重,事實上工作上我能夠做的事是很少的。

張:2004、2005年我訪問楊德昌導演,言談間他很推崇你,有些想法你們也很近似!

詹:這是不是受我的影響,我不知道。我覺得他自己原來就一直都有(這樣的想法?)只是他的工作過程不是那樣,他有一個他心中想要的東西,什麼力量都攔他不住,所以那時我跟他一起工作的時候,作為一個朋友,也很痛苦的。因為他幾乎每天都會變,工作的時候,他覺得這個事情是這樣,那個事情是那樣,他會一直追求一直追求,除非那個時候不容許他追求,不然他會一直往前進的。
《牯嶺街》極可能是我參與過最苦、最難的工作,因為都是我負責跟資方打交道,
最苦、最難就是那個過程,到了最後,幾乎他所有的拍片費用全部是我替他擔保,如果那個戲沒有完成,我之後一輩子是要替他還債的,所以壓力也很大。可是後來運氣非常好,也峰迴路轉,我有一段時間已經覺得《牯嶺街》這個戲是不可能完成的,也不可能有可能再找到錢了,我也不知道怎麼會有那樣的運氣,就在最後一刻、完全彈盡援絕的時候,把那個片子以前所未有的高價賣出了日本版權。整個關係是這樣的,後來天降甘霖,日本的錢掉下來,華松的錢也付掉了,所以這個片子的版權是乾乾淨淨屬於楊德昌的。

日方只有發行權!而日本另一家公司NHK則買下日本之外所有地區的發行權,因為NHK是新公司,沒有賣過片子,最後我還介紹了Jane Bouffer給他,後來在歐洲賣《牯嶺街》還是JANE BOUFFER。
《牯嶺街》的底片應該是在楊德昌的手上,所以最後在彭鎧立那裡是應該的。後來楊德昌的電影公司有很多的變化,有很多人投資,有錢了,我就參與得少了。

張:可否談談峰迴路轉的過程?

詹:那時候我找了NHK的麥可(Michael),那時候我靈機一動,就組織了一下,把幾個導演都寫進去,侯孝賢、楊德昌之外,還有香港的幾個人也都寫進去了,NHK的人一看就很感興趣。我說我手上有一個正在做的東西,是楊德昌的片子,NHK是家剛成立的公司,什麼事都還沒做,他就飛到台灣來,跟我及楊德昌見面,楊德昌一個鏡頭也不給人家看(笑),他還在拍嘛,後來NHK的麥可來了兩次,就在楊德昌家裡,我跟對方的法務草擬了一個合約,講了一個販賣的價格,那個價格現在談起來也非常好,簽約的時候,NHK的人一個鏡頭也沒有看到。
這些人才簽了約走了,又一批人上來,實際上是發行侯孝賢早期的電影的日方,《悲情城市》沒有給他,因為《悲情城市》是新的connection,是邱復生的電影,當時我替邱復生談的是PR,所以就沒有按照過去的習慣給他,因為邱復生有不同的想法,或許他覺得這些公司都太小,不想跟他們打交道,所以他沒有拿到《悲情城市》,因為《悲情城市》在日本賣得非常好,他就有一點懊惱,他錯過了一個好時機,他耕耘了那麼久,卻錯過了一個最重要的東西,所以他一聽說楊德昌的作品,就一直說「這個東西一定要給他,一定要給他」。其實我已經跟NHK談好了,約都簽了,所以我就講了一個本來要嚇跑他的價格,沒想到他居然同意了。
我只好回頭寫信跟NHK說,我可不可以跟你改變這個合約?NHK也很夠意思,當然會有點懊惱,(笑)因為我日本地區的版權不要給他了,最後他來,也同意了。
當時真的是峰迴路轉,最後《牯嶺街》是還沒上片就已經賺錢了,光是賣掉日本版權,就已經拿到一百二十萬美金的預付,那是史無前例的,比《悲情》的預付好很多。
當然《悲情城市》後來收到的錢比這個多很多,因為在那之前,侯孝賢的電影在日本賣的大概都是一萬五千美金這個價錢,後來我跟PR要的預付金是五百萬日幣(十九萬美金),對方覺得很高,不過後來他也同意了。後來楊德昌的《牯嶺街》一次要一百二十萬美金。談成這個事之後,我覺得心裡的大石頭放下來了。後來等《牯嶺街》完成之後,再去看,覺得很震撼,就覺得,我本來看的是片片斷斷沒有聲音的,還沒有後製完成,都是一段一段的在剪接室看,沒想到這個故事合起來會是什麼樣子,雖然他當初有講,但講出來的東西跟後來做出來的不一樣;後來我看到成果,覺得那幾年那樣心驚肉跳的歷程,都值得了,真的是master piece。
你也才明白你跟他工作,是在工作什麼!
他那樣的堅持,那個堅持到不盡人情,讓所有的人都痛苦(沒錯),他在創作、他在想這些事的時候,其實是跟所有事一樣,他覺得他是要跟眾人溝通的,他是要拍一個好看的電影,他覺得有些事他擺在旁邊,他要追求那個作品,接近他所要的那個樣子;那個創作的過程,他自己也很痛苦,他也折磨現場所有的人。所以演員在現場也痛苦得不得了,因為他指導演員的方式跟侯孝賢不同,侯孝賢是用騙的,讓你不知不覺演出那個東西來;楊德昌是用講的,他講的那個比喻細到一個地步,那些年輕人根本沒辦法聽懂。
最後排戲,上場時會發抖、害怕,覺得楊導在現場的樣子很恐怖,他們會害怕,這會影響他們的表演,可是這樣,楊德昌就更急,所以他會變得更不可預測(呵呵呵呵)。(他會發脾氣?)
發脾氣,侯孝賢也是啊,在現場不是把腳都踢斷了,就急嘛,在現場他要的東西拿不出來時,就會急嘛。

張︰後來楊導生病你知道嗎?

詹︰我知道,可是沒有料到是這麼嚴重,因為先是朋友跟我講,那個時候我常去工研院,我會碰到他哥哥,問起來,他會跟我講。
《獨立時代》是我參與他的最後一部片子。
《一一》我沒有參與,他有沒有把我的名字掛在片子裡,我不知道,但是我沒有參與。他有時候會跑來給我講一下,正在做什麼事。有時候他們把名字掛在片子裡,我是去戲院看到才知道的,好意給我一個工作。

張︰你客氣了!

詹︰我說不上來,我不覺得我這一部份有影響力,我的那些理論都是要說服經營者的,而且要鼓勵他們去這樣做,如果你懂得這樣做,其實這些人都是寶,都是搖錢樹,都是可以成為你的力量的東西,可是他們自己不能,他們自己不適合。他們作為藝術家這部份,我希望他們專心想創作這個事就好了,而他們在這個事上也真的是難得一見的,我希望看到更多的創作可以完成,其他的東西、動作,就長遠來看,其實都不太重要(哈哈哈哈)。

張︰對,沒錯。

詹︰我覺得從企業界的觀點來看,他們應該要看到這件事,你不能叫這些人來賺錢給你,你應該用他們來賺錢。叫他們賺錢給你,這個不對,也沒有道理,你才可以建立一個專門為了賺錢而工作的機制,邱復生用侯孝賢賺錢、用任何一個導演賺錢,都是合理的。但是你要侯孝賢賺錢給你,那就有點怪嘛!理論上你應該比較會賺錢,所以你要懂得他的東西,懂得怎麼樣去賣他的東西。

蕭明達︰電影界需要您這樣的人才,既懂商業也懂藝術!

詹︰我覺得投資界倒比較需要我這樣的人(哈哈哈),看出誰可以投資,還有電影要怎麼賣!而不是電影界需要一個人去找投資者。
台灣那麼多的錢,亂投一通,幹嘛呢?台灣有這麼多創作的可能性、不一定是電影,而是影視整個的產品,有那麼多的潛力,那麼多未來的出路,那麼多各種縫隙的市場,電影也不只是劇情片,有那麼多種的可能性,可以創作。
就這兩端,投資者及創作者,始終沒有一種接觸的機會,到今天還是這樣子,文創產業講得如火如荼,還是這樣。政府如果真的丟了一百億,也不知道會丟到哪裡去?我是說,你找不到一個有概念,可知道每一種形態的創作投資,他究竟是在做什麼,他需要的支援是什麼?
其實對創作者來說,要找到一個人去跟資方說明,這個事我覺得不難,現在能做這個事的人一定很多。
可是問題是,你怎麼能夠讓一部電影,如果你是代表一部電影去談,你怎麼能讓一部電影對整個環境、產業產生變化,它太難了。一部電影的難度,就因為它是一部,它不是一個工作的概念,它不是一個持續的概念,任何一部電影的變數都太多了。更何況現在整個大環境是如此的糟,一部電影都很難做了。要有所改變,它一定是一個大的計畫、多方的計畫,你有個大的PRODUCTION HOUSE,或你有個大的製作組織,它同時間在做已經存在的市場,譬如電視的製作或跨境的一些合作,譬如跟大陸的合作,有一部份是電影投資,它是一年有幾部戲,放在哪幾種類型,有通俗市場、有藝術市場,這樣的「組合」,你才能夠確保它是可以工作的。
任何一部電影拿出來,它都沒辦法改變整個環境的,但是這個大的架構就有可能,所以我還是覺得,這個問題的結構還是要看出來。

張︰但是沒有,《悲情》那個時候是個結合的契機,可惜沒有繼續,如果繼續,今天可能會是另一個局面嗎?《悲情城市》是一個結合點的開始。

詹︰沒有邱復生,這個事是不會成的。我們是有想法,他是有可能成就整個局面的人。
邱復生太聰明了,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沒有人可以跟他合作的。我也很聰明啊,但是合作的時候,我要自動變成一個笨蛋,才有辦法做事,因為這樣事情才能成!(我知道)希望他不介意(哈哈哈),如果看到這一段。不過他不會介意啦,大家都這麼老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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