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20年專輯 系列專訪(四): FIANL!!!
專訪詹宏志談《悲情城巿》
完結篇 
地點：台北市敦化南路PCHOME ONLINE董事長詹宏志先生辦公室
時間：2009/7/20
專訪：張靚蓓、蕭明達(攝影)、王忠培（錄影）
撰文：張靚蓓
張靚蓓(以下簡稱張)︰可是我從他們的言談中，都聽出來你佔有非常重要的份量!
詹宏志(以下簡稱詹)︰我想那是感情上的，可能是他們對我對他們的肯定看得特別重，事實上工作上我能夠做的事是很少的。
張：2004、2005年我訪問楊德昌導演，言談間他很推崇你，有些想法你們也很近似！
詹：這是不是受我的影響，我不知道。我覺得他自己原來就一直都有（這樣的想法？）只是他的工作過程不是那樣，他有一個他心中想要的東西，什麼力量都攔他不住，所以那時我跟他一起工作的時候，作為一個朋友，也很痛苦的。因為他幾乎每天都會變，工作的時候，他覺得這個事情是這樣，那個事情是那樣，他會一直追求一直追求，除非那個時候不容許他追求，不然他會一直往前進的。
《牯嶺街》極可能是我參與過最苦、最難的工作，因為都是我負責跟資方打交道，
最苦、最難就是那個過程，到了最後，幾乎他所有的拍片費用全部是我替他擔保，如果那個戲沒有完成，我之後一輩子是要替他還債的，所以壓力也很大。可是後來運氣非常好，也峰迴路轉，我有一段時間已經覺得《牯嶺街》這個戲是不可能完成的，也不可能有可能再找到錢了，我也不知道怎麼會有那樣的運氣，就在最後一刻、完全彈盡援絕的時候，把那個片子以前所未有的高價賣出了日本版權。整個關係是這樣的，後來天降甘霖，日本的錢掉下來，華松的錢也付掉了，所以這個片子的版權是乾乾淨淨屬於楊德昌的。
日方只有發行權！而日本另一家公司NHK則買下日本之外所有地區的發行權，因為NHK是新公司，沒有賣過片子，最後我還介紹了Jane Bouffer給他，後來在歐洲賣《牯嶺街》還是JANE BOUFFER。
《牯嶺街》的底片應該是在楊德昌的手上，所以最後在彭鎧立那裡是應該的。後來楊德昌的電影公司有很多的變化，有很多人投資，有錢了，我就參與得少了。
張：可否談談峰迴路轉的過程？
詹：那時候我找了NHK的麥可（Michael），那時候我靈機一動，就組織了一下，把幾個導演都寫進去，侯孝賢、楊德昌之外，還有香港的幾個人也都寫進去了，NHK的人一看就很感興趣。我說我手上有一個正在做的東西，是楊德昌的片子，NHK是家剛成立的公司，什麼事都還沒做，他就飛到台灣來，跟我及楊德昌見面，楊德昌一個鏡頭也不給人家看(笑)，他還在拍嘛，後來NHK的麥可來了兩次，就在楊德昌家裡，我跟對方的法務草擬了一個合約，講了一個販賣的價格，那個價格現在談起來也非常好，簽約的時候，NHK的人一個鏡頭也沒有看到。
這些人才簽了約走了，又一批人上來，實際上是發行侯孝賢早期的電影的日方，《悲情城市》沒有給他，因為《悲情城市》是新的connection，是邱復生的電影，當時我替邱復生談的是PR，所以就沒有按照過去的習慣給他，因為邱復生有不同的想法，或許他覺得這些公司都太小，不想跟他們打交道，所以他沒有拿到《悲情城市》，因為《悲情城市》在日本賣得非常好，他就有一點懊惱，他錯過了一個好時機，他耕耘了那麼久，卻錯過了一個最重要的東西，所以他一聽說楊德昌的作品，就一直說「這個東西一定要給他，一定要給他」。其實我已經跟NHK談好了，約都簽了，所以我就講了一個本來要嚇跑他的價格，沒想到他居然同意了。
我只好回頭寫信跟NHK說，我可不可以跟你改變這個合約？NHK也很夠意思，當然會有點懊惱，（笑）因為我日本地區的版權不要給他了，最後他來，也同意了。
當時真的是峰迴路轉，最後《牯嶺街》是還沒上片就已經賺錢了，光是賣掉日本版權，就已經拿到一百二十萬美金的預付，那是史無前例的，比《悲情》的預付好很多。
當然《悲情城市》後來收到的錢比這個多很多，因為在那之前，侯孝賢的電影在日本賣的大概都是一萬五千美金這個價錢，後來我跟PR要的預付金是五百萬日幣（十九萬美金），對方覺得很高，不過後來他也同意了。後來楊德昌的《牯嶺街》一次要一百二十萬美金。談成這個事之後，我覺得心裡的大石頭放下來了。後來等《牯嶺街》完成之後，再去看，覺得很震撼，就覺得，我本來看的是片片斷斷沒有聲音的，還沒有後製完成，都是一段一段的在剪接室看，沒想到這個故事合起來會是什麼樣子，雖然他當初有講，但講出來的東西跟後來做出來的不一樣；後來我看到成果，覺得那幾年那樣心驚肉跳的歷程，都值得了，真的是master piece。
你也才明白你跟他工作，是在工作什麼！
他那樣的堅持，那個堅持到不盡人情，讓所有的人都痛苦（沒錯），他在創作、他在想這些事的時候，其實是跟所有事一樣，他覺得他是要跟眾人溝通的，他是要拍一個好看的電影，他覺得有些事他擺在旁邊，他要追求那個作品，接近他所要的那個樣子；那個創作的過程，他自己也很痛苦，他也折磨現場所有的人。所以演員在現場也痛苦得不得了，因為他指導演員的方式跟侯孝賢不同，侯孝賢是用騙的，讓你不知不覺演出那個東西來；楊德昌是用講的，他講的那個比喻細到一個地步，那些年輕人根本沒辦法聽懂。
最後排戲，上場時會發抖、害怕，覺得楊導在現場的樣子很恐怖，他們會害怕，這會影響他們的表演，可是這樣，楊德昌就更急，所以他會變得更不可預測（呵呵呵呵）。（他會發脾氣？）
發脾氣，侯孝賢也是啊，在現場不是把腳都踢斷了，就急嘛，在現場他要的東西拿不出來時，就會急嘛。
張︰後來楊導生病你知道嗎？
詹︰我知道，可是沒有料到是這麼嚴重，因為先是朋友跟我講，那個時候我常去工研院，我會碰到他哥哥，問起來，他會跟我講。
《獨立時代》是我參與他的最後一部片子。
《一一》我沒有參與，他有沒有把我的名字掛在片子裡，我不知道，但是我沒有參與。他有時候會跑來給我講一下，正在做什麼事。有時候他們把名字掛在片子裡，我是去戲院看到才知道的，好意給我一個工作。
張︰你客氣了！
詹︰我說不上來，我不覺得我這一部份有影響力，我的那些理論都是要說服經營者的，而且要鼓勵他們去這樣做，如果你懂得這樣做，其實這些人都是寶，都是搖錢樹，都是可以成為你的力量的東西，可是他們自己不能，他們自己不適合。他們作為藝術家這部份，我希望他們專心想創作這個事就好了，而他們在這個事上也真的是難得一見的，我希望看到更多的創作可以完成，其他的東西、動作，就長遠來看，其實都不太重要（哈哈哈哈）。
張︰對，沒錯。
詹︰我覺得從企業界的觀點來看，他們應該要看到這件事，你不能叫這些人來賺錢給你，你應該用他們來賺錢。叫他們賺錢給你，這個不對，也沒有道理，你才可以建立一個專門為了賺錢而工作的機制，邱復生用侯孝賢賺錢、用任何一個導演賺錢，都是合理的。但是你要侯孝賢賺錢給你，那就有點怪嘛！理論上你應該比較會賺錢，所以你要懂得他的東西，懂得怎麼樣去賣他的東西。
蕭明達︰電影界需要您這樣的人才，既懂商業也懂藝術！
詹︰我覺得投資界倒比較需要我這樣的人（哈哈哈），看出誰可以投資，還有電影要怎麼賣！而不是電影界需要一個人去找投資者。
台灣那麼多的錢，亂投一通，幹嘛呢？台灣有這麼多創作的可能性、不一定是電影，而是影視整個的產品，有那麼多的潛力，那麼多未來的出路，那麼多各種縫隙的市場，電影也不只是劇情片，有那麼多種的可能性，可以創作。
就這兩端，投資者及創作者，始終沒有一種接觸的機會，到今天還是這樣子，文創產業講得如火如荼，還是這樣。政府如果真的丟了一百億，也不知道會丟到哪裡去？我是說，你找不到一個有概念，可知道每一種形態的創作投資，他究竟是在做什麼，他需要的支援是什麼？
其實對創作者來說，要找到一個人去跟資方說明，這個事我覺得不難，現在能做這個事的人一定很多。
可是問題是，你怎麼能夠讓一部電影，如果你是代表一部電影去談，你怎麼能讓一部電影對整個環境、產業產生變化，它太難了。一部電影的難度，就因為它是一部，它不是一個工作的概念，它不是一個持續的概念，任何一部電影的變數都太多了。更何況現在整個大環境是如此的糟，一部電影都很難做了。要有所改變，它一定是一個大的計畫、多方的計畫，你有個大的PRODUCTION HOUSE，或你有個大的製作組織，它同時間在做已經存在的市場，譬如電視的製作或跨境的一些合作，譬如跟大陸的合作，有一部份是電影投資，它是一年有幾部戲，放在哪幾種類型，有通俗市場、有藝術市場，這樣的「組合」，你才能夠確保它是可以工作的。
任何一部電影拿出來，它都沒辦法改變整個環境的，但是這個大的架構就有可能，所以我還是覺得，這個問題的結構還是要看出來。
張︰但是沒有，《悲情》那個時候是個結合的契機，可惜沒有繼續，如果繼續，今天可能會是另一個局面嗎？《悲情城市》是一個結合點的開始。
詹︰沒有邱復生，這個事是不會成的。我們是有想法，他是有可能成就整個局面的人。
邱復生太聰明了，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沒有人可以跟他合作的。我也很聰明啊，但是合作的時候，我要自動變成一個笨蛋，才有辦法做事，因為這樣事情才能成！（我知道）希望他不介意（哈哈哈），如果看到這一段。不過他不會介意啦，大家都這麼老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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